生计资本输入视角下小农经济脆弱性肇因反思

摘    要：从生计资本输入这一动态视角出发，对当前小农经济脆弱性肇因进行了反思。肇因最核心的特征在于生计资本输入过程中的结构性失衡，包括悬浮型输入、偏离型输入和置换型输入等三类。形成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输入模式与资本类型相互作用下的互斥效应，呈现为目标管理责任制下的重“硬”轻“软”、“压力型+锦标赛”体制下的重“快”轻“慢”以及运动式治理机制下的重“短”轻“长”等三个方面。最后，基于对核心特征和内在根源的分析，指出“外源性精英+内生性精英+农业合作组织+小农”的制度化乡村振兴路径。

关键词:小农经济脆弱性;生计资本;资本输入;脱贫富民;

Reflection on Causes of Vulnerability of Small-scale Farmer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Capital Input

YU Hu ZHANG Danting

School of Manxism, Guilin University of Aerospace Technology School of Law,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Abstract：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capital inpu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auses of vulnerability of small-scale farmer economy in China. The core feature of this phenomenon lies in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the process of livelihood capital input, which includes three types such as suspension capital input, deviation capital input and substitution capital input. The root of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is the mutual exclusion effect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input mode and capital type,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emphasizing “hard” over “soft” under the target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system, emphasizing “fast” over “slow” under the “pressure+tournament” system and emphasizing “short” over “long” under the campaign-styled governance mechanism. Final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causes, it presents a path with the mode of “exogenous elite + endogenous elite +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 poor farmers”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vulnerability of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livelihood capital; capital input; reliving poverty and getting enrichment;

中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意味着绝对贫困在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终结。此举不仅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也提振了国际社会的减贫信心，促进了世界减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成绩固然值得肯定，但成绩背后隐藏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正如有学者指出，精准扶贫的推动和落实过程主要依靠集中动员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带有一定的权宜性和临时性[1],在这一机制下实现的脱贫富民实质上主要是依靠政府财政补贴或外来财物援助的脱贫[2]。因此，“脱”的主要是“绝对贫困”的“贫”,同时“脱”的手段具有短期性、物资性等“输血”特征，意味着一部分小农背后潜藏着一种相对大的返贫风险。脱贫存在返贫的风险、脱贫的不完全性、脱贫不等于小富的稳定性等现实标志着在乡村振兴中存在着小农经济脆弱性这一问题。

一、文献回溯

自精准脱贫战略实施以来，关于脱贫富民的学术成果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学术界生发，众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出发各抒己见、激烈讨论。俯以观之，研究思路可以概而分为两个角度：宏观的制度视角和微观的能力视角。

宏观的制度视角认为，精准脱贫过程中存在一种“数字式脱贫”现象，或“福利供给偏差”现象，即地方政府在“压力型体制”和“自保式逻辑”的综合作用下集中供给特惠型物质福利，而特惠型精神福利、普惠型物质和精神福利的供给被忽略了[3]。例如：从政策供给的视角来看，李德宽等认为，脱贫富民政策仅停留在解决贫困风险的层面，政策聚焦于生存而忽略了发展，小农一旦进入脱贫行列，将面临着产业发展风险、就业风险等“后脱贫风险”[4]。从政策执行的角度切入，袁明宝认为，数字化、文本化脱贫富民主要是由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悬浮状态，包括驻村帮扶制度的形式化和村级组织的科层化双重面向[5];梁晨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利用产业发展完成脱贫富民任务的过程中并没有集中力量提升小农的能力，而是利用乡村精英发展产业并“扛着”贫困户迈过贫困线[6]。还有学者从脱贫富民运作机制的角度进行分析。例如，王刚等建构了地方贫困治理中的“脱贫锦标赛”模型，发现在这一模型中存在着地方政府为了追逐稀缺性政治资源而不断在脱贫指标中“自我加码”的运作机制，正是这一机制导致脱贫富民指标的数字化倾向，并衍生出“识别不精准”“退出不精准”的问题[7]。

微观的能力视角认为，脱贫富民过程存在过于注重物质输入的问题，以“收入脱贫”掩盖了“能力脱贫”[8],小农应对困境的能力没有提升，一旦脱离帮扶，生计则难以为继[9]。喻嘉等从资本视角切入，指出资本匮乏是小农曾经致贫的关键因素，资本嵌入与内生是扶贫的有效路径[10],而在小农的人力资本提升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仅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等“物化”的资本输入，忽略了小农“造血能力”的人力资本输入。黄江泉指出，治贫思路存在原子化帮扶的倾向，忽略了小农的社会性存在本质，没有顾及到小农的社会资本发展效应，从而导致小农陷入“脱贫—关系型贫困—返贫”的恶性循环[11]。部分学者还从“资本转换”[12]的视角解读了小农的经济困境，指出正是缺乏资本转换的能力，有可能导致从生存型脱贫进入一种“货币缺乏性贫困”[13]或“转型性贫困”[14]。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阐释了脱贫富民过程中出现的困境，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本文将要阐述的“小农经济脆弱性”,只是这些相关研究存在着视角单薄和系统性欠佳的缺陷，未能触及脱贫富民困境形成的中枢性根源。(1)存在视角单薄这一缺陷。宏观的结构性视角和微观的个体行动视角分别以制度(以及政策)和能力(以及资本)为切入点，指出政府脱贫富民制度中存在“数字化”“福利供给偏差”“文本化”“悬浮化”等倾向，或者个体因能力欠缺、资本匮乏、货币缺乏、文化贫困等原因存在着脱贫富民的不可持续性，但这两个视角各自孤立，互不融通，固步于各自的领域中自说自话。小农经济脆弱性是一种政府和小农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既含有外在的社会结构的属性，也赋有行动主体的主观心智的印痕”[15]。因此，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应当将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2)视角单薄这一缺陷又继而引发了系统性欠佳。系统性欠佳是指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相扞格，从而使研究结论略显片面。这些研究将“脱贫富民”化约为一种静态的研究对象，采取静态研究思路，而“脱贫富民”在本质上是一种体现在“人”的层面上的动态社会现象，“脱贫富民”行动也相应是一种回应式的、跟进式的制度行动，用静态的方式研究动态的过程必定陷入系统性欠佳的窠臼。

基于对以往研究不足的分析，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改进：(1)针对视角单薄这一缺陷，将“经济脆弱性”这一微观个体研究视角和“脱贫富民”这一宏观制度研究视角相结合，增进研究视角的饱和度。“经济脆弱性”与“脱贫富民”的结合可以被认为是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的结合，能够克服视角单薄的缺陷。(2)克服系统性欠佳这一缺陷，能够在“经济脆弱性”的深层定义中找到“解药”。“经济脆弱性”触及了脱贫最中枢性的根源——小农生计资本(或能力)的匮乏，使得“资本输入”这一带有过程性和关联性的研究视角成为克服系统性欠佳的“解药”。因此，小农经济脆弱性这一概念意味着脱贫富民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无法有效关联小农的生计资本，使脱贫富民呈现为一种从物质层面来看达到了脱贫标准，却在小农生计层面上难以抵御未来的各种转型性风险和市场化冲击，进而导致新的经济脆弱性现象。

二、生计资本与脱贫富民困境

皮埃尔·布迪厄认为，资本是一种镶嵌在结构当中的力量，结构中的每一个行动者都凭借拥有资本的类型和数量的不同而在这一空间中处于一定的位置，围绕着特定的资源而进行互动与博弈[16]。从此观点出发，可以认为脱贫后的小农经济脆弱性是因为资本的匮乏而陷入了一种博弈的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又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对资源的获取机会，最终在贫困的边缘徘徊。

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于1990年代正式将布迪厄的资本观应用于减贫研究，提出了以生计资本为核心的可持续生计理论，在该理论中，生计资本与外在的政策和制度不断发生着互动，政策和制度构成了生计资本发挥效用的运作环境，生计资本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影响着小农的生计策略，促成生计结果，生计结果又反过来影响着生计资本与制度的互动方式[17]。基于DFID的可持续生计理论，本文将小农经济脆弱性定义为以基层政府为执行主体的精准脱贫制度并没有针对小农的生计问题而实施有效的生计资本输入，没有改变生计脆弱性问题，而是仅仅通过物质和货币的输入使其在统计指标上越过了“贫困线”,形成了一种统计意义上的脱贫富民，这种脱贫富民模式在乡村振兴的今天遗存着脆弱性、潜藏着返贫风险。在这一定义中，生计资本和资本输入是两个关键性的属概念。

在DFID的可持续生计理论中，生计资本包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五大类，本文在此经典类型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合并和拆分。(1)在合并式划分方面，与对五类生计资本的均质化认知不同，笔者认为这五类生计资本在小农生计改善过程中发挥的效用具有异质性。马克思将资本划分为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按照这一划分，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中的借贷资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其实扮演着土地、原料、辅助材料、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的客观角色，它们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仅仅是一种价值转移而非价值增值，所以这三类资本可以统称为不变生计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则更符合“可变资本”的属性，因为社会资本是以信任和认同等感性因素、人力资本是以知识和技能等理性因素内在于劳动者自身的，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主观角色，能够创造比自身价值量更多的价值，故可以将这两类资本统称为可变生计资本。(2)在拆分式划分方面，笔者将以往学者统称的金融资本拆分为货币资本和借贷资本。因为货币资本和借贷资本对于小农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借贷资本仅仅是生产资料的一种货币形态，这种资本是在生产之前发挥作用，而在对脱贫富民的考量中，此类资本并不作为测量对象。货币资本对于现代生活境遇下的小农来说则有着超越其他各类生计资本的意义，“农民家庭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货币展开，生产要考虑最大化的获取货币，生活要考虑最大化的节约货币，‘货币伦理’是其基本的行为准则”[18]。因此，货币资本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进行考察。从而小农生计资本是指以劳动生产实践为载体并以生计结构优化和生计层次提升为核心追求的一类资本综合体，包括不变生计资本、可变生计资本和货币资本三大类。其中，不变生计资本包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借贷资本，可变生计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货币资本是指小农拥有绝对支配权的、以货币形式呈现的、能够作为脱贫统计指标的一种流动性资本。

如果将小农经济脆弱性认定为一种资本匮乏状态，那么资本输入必然成为脱贫制度的核心抓手。基于对生计资本的分析，资本输入则是指脱贫富民体系中的一线行动者(包括基层政府、村委干部、驻村干部等)在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强大压力下围绕着三类资本展开的具体帮扶行动。从应然的角度来看，资本输入应当呈现出一种有效性状态，即实现资本增值的状态。这种有效性实现的核心条件是劳动力的激活。因此，有效资本输入是帮扶行动者以可变生计资本输入为核心并辅之以不变生计资本输入，从而使小农能够在两类生计资本的综合作用下通过自身的劳动来实现生计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并且在转化中实现生计结构的优化和生计层次的提升，最终在生计资本、货币资本和生计方式的良性循环中实现脱贫的可持续性和小富的稳定性。

然而，在以往脱贫富民实践中存在着资本输入的结构性失衡，呈现为三种输入类型，即悬浮型输入、偏离型输入和置换型输入。悬浮型输入是指针对可变生计资本的输入因为一种形式化的输入方式导致输入的可变资本悬浮于小农的生计过程中，无法转化为生产能力；偏离型输入是指本应用于提升小农可变生计资本的资源被运用于不变生计资本的输入之中，从而偏离了精准脱贫制度“造血式”扶贫的设计初衷；置换型输入是指最初的行动目标应当是向小农输入可变生计资本从而提升他们的劳动能力，作为脱贫核心考核指标的货币资本本应是小农运用两种生计资本在各种生产实践中追求的目标，而在脱贫富民行动中，地方政府与帮扶者直接作用于货币资本输入从而置换了自身最初的行动目标并使小农的生产目标变得“虚无化”。由于资本输入的结构性失衡以及所引发的三类资本输入的失效或有效性不足，预示着脆弱性脱贫必然出现。

三、小农经济脆弱性的肇因审视

生计资本输入是一个动态的行动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三个要素：输入者、接收者和输入的资本类型。从输入者方面来看，脱贫富民行动是国家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自主发起的，因此国家是最主要的输入者；接收者是小农；输入的资本类型包括可变生计资本、不变生计资本和货币型生计资本。小农经济脆弱性是资本输入这条行动线的结果，呈现为小农的劳动力和收入结构失衡，这一结果的两个影响因子是输入者的行动模式和输入的资本类型。脱贫富民的行动模式深深地嵌含在国家体制之中，因此，要考察脱贫后小农经济脆弱性的根源，就必须考察国家的行政体制和机制。从政府作为输入主体的角度来看，这三类生计资本可以统称为“公共品”,因而进一步划分为以可变生计资本为主的公共服务，以及以不变生计资本和货币型生计资本为主的公共资源。以资本输入失效为内涵的小农经济脆弱性正是在政府输入模式和输入资本类型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

(一)目标管理责任制下的重“硬”轻“软”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政权的实践方式已经由总体性支配迈向技术化治理，技术化治理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形式则是目标管理责任制。所谓目标管理责任制，就是将上级党政部门所确定的行政总目标进行逐级分解和细化，形成一套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地方各级政府“管理”的依据，并以书面形式的“责任书/状”在相邻上下级部门之间进行层次签订。该制度最核心的要素是指标体系，行政目标层层落地的过程是目标指标化的过程，上级对下级的考评和奖惩也是以指标的完成情况为依据的。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指标可以分为两种类型：量化指标(或称硬指标)和非量化指标(软指标)。硬指标是指那些能够用数字加以明确规定的或者能够对任务完成情况给予清晰评估的指标；软指标是指那些无法用数据给予清晰规定的或者难以量化和评估任务完成情况的指标。由于硬指标具有清晰化和简洁性的特点，在执行过程中更容易引起政府人员的关注，形成“选择性关注”倾向[19]。这两类指标的异质性导致了对执行机构意义的殊异，硬指标基本上被视为“刚性任务”,软指标则被视为“弹性任务”。刚性任务在整个目标管理责任书中占主导地位，不仅数量多，而且位置靠前，权重较大；弹性任务在责任书中比重较小，位置靠后，权重较少。由于政府的注意力和资源是有限的，针对不同的任务类型，往往会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对于刚性任务一般会花较大的精力和资源去完成，而对于弹性任务一般只有在时间和精力充沛的情况下才会去做。从资本类型来看，以可变生计资本为主的公共服务属于非量化指标，其供给的任务类型是“弹性任务”,而以不变生计资本和货币型生计资本为主的公共资源属于量化指标，其供给的任务类型是“刚性任务”。基于这一角度，政府在对不同任务类型的执行方式中，显然会将公共资源供给放在首位，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则作为一种边缘化的行为取向。正是这样一种选择性的资本供给方式导致了生计资本的供给失衡。

(二)“压力型+锦标赛”体制下的重“快”轻“慢”

中国行政体制是“上下同构、左右对齐”的结构，结构中的“上下”关系提供了观测行政目标触底和行政事务落地的纵向维度，而“左右”关系则提供了观测的横向维度。从纵向维度来看，政府各个层级之间呈现为一种“压力型”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地方政府的运行过程是对来自于上级的行政压力进行分解和应对的过程。如果说目标管理责任制强调的是以指标体系为勾连的行政目标的分解和落实的管理过程，那么压力型体制则更加强调行政目标在落实过程中给下级政府留存的自由裁量空间和讨价还价余地，以及受制于这种“空间”和“余地”的责任负担和心理压力。压力型体制最核心的运行机制是“政治化机制，即上级政府为了完成某些目标和任务，会将其上升为一种“政治目标”或“政治任务”,要求下级政府尽全力完成并给予相应的强激励和强惩罚。压力型体制中的“压力”正是来自于这一政治化机制，因为一旦一项行政任务被上升为政治任务，则意味着下级政府基本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和讨价还价的余地，任务的完成情况不仅彰显着下级政府的治理能力，更昭示着他们的政治忠诚度和政治正确性。同时，内含于政治化机制中的强激励和强惩罚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压力”的扩散维度和强度。强激励是指该项任务必须由各个部门的行政首长(俗称“一把手”)亲自管理和参与，并给予巨量的资源倾斜，此项任务一旦顺利完成，则给予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奖励。强惩罚主要是指“一票否决”制，在每年的年终考核和各项评估中，此项任务一旦没有达到上级的要求，不仅此项任务不得分，该单位在其他方面的所有成绩被全部否认，甚至记零分，并取消该部门当年甚至今后几年内参与各类先进称号和评奖的资格，部门主要责任人的奖惩和升迁也会受到重大影响。“强激励—强惩罚”的治理情境又催生出了“左右”关系中的“锦标赛”体制[20]。在这一体制中，同一层级的不同政府部门将围绕上级规定的政治目标和任务展开一场激烈的竞赛，这些部门就像是一个个运动员，“跑在前面的运动员不但会享受到更多的政策倾斜，同时其领导人会由此得到政治荣誉和晋升，与此同时，落后的运动员会受到批评、警告、处分，甚至断送政治前途”[21]。锦标赛体制中最核心的影响因子是各部门在“比赛”中的相对位次，而不是绝对成绩最终决定他们的胜负。因此，在“比赛”中，各个“运动员”不但要在任务的完成质量上达到标准，更要在任务的完成速度上拔得头筹。

综合来看，政府纵向关系之中内生的“压力型”体制给基层政府执行脱贫富民任务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时横向关系之中内生的“锦标赛”体制又促使各个地区的政府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脱贫富民竞争，从而给基层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在纵向的政治压力和横向的竞争压力的综合作用之下，基层政府在任务的执行中更加倾向于能够快速完成的手段和措施。在此类治理情境中，公共资源供给必定要胜于公共服务供给。因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输入的对象是小农，而小农的技能、观念、能力和认知的提升必须经过长期的培育和教化。并且对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本来就非常匮乏的小农来说，要实现两种资本的有效输入并内化于身，更加需要帮扶干部的精细化栽培和跟进式管理。然而，即便帮扶干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小农能力的提升程度仍是一个不可量化的主观指标，这种长期性和主观化导致地方政府的努力不能在“压力型+锦标赛”体制中呈现出可视化的脱贫富民成效，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强激励—强惩罚”的治理情境中成为边缘化的资本输入手段。

(三)运动式治理机制下的重“短”轻“长”

当国家各级部门和政府为了完成特别重大且艰难的政治、经济或其他任务时，常常会突破常规科层组织的限制，发展出一种“国家运动”[22]。国家运动一般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非制度化，即为了完成某一特定任务而不惜突破、叫停甚至整治既有的常规制度安排；二是非常化，即行动目标、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等都是围绕着特定任务而临时设定并随时调整的，缺乏稳定性；三是非专业化，即国家运动常常是不尊重专业和技术的，甚至是“以打破专业为荣”的。精准扶贫是一种“特定任务”,其瞄准单元的精准性、资源供给的综合性以及脱贫富民过程的艰巨性都是激发运动式治理机制生成的重要原因。

运动式治理这一机制往往表现出对短期目标的高度有效性，而在长期目标的实现上存在着一定的治理缺陷和限度[23]。从输入的资本类型来看，驻村机制的设计初衷是通过建构农村、小农的社会网络而打通资源和信息流通的渠道，其输入的资本类型是社会资本。然而，社会资本是一种潜藏在社会网络中的隐性资源[24],这种隐性资源的显性化需要的是“强关系网络”,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且具有较强情感因素[25],强关系网络的建构则是以长期的、共情的、制度化的互动过程为载体，在脱贫富民行动中则由于运动式治理机制的短期性、策略性和应急性等特性而无法满足社会资本建构的基本条件，导致社会资本这类公共服务的无效输入。

四、结论与建议

从生计资本输入这一动态性视角出发，审视了脱贫富民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小农经济脆弱性现象，认为这一现象最核心的本质在于生计资本输入的结构性失衡。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乡村振兴新时代，保障每一小农完全摆脱返贫的梦魇、实现小富的稳定性是这一阶段的核心工作，工作重心的转移牵引着工作机制的变革，在这种变革中务必要纠正生计资本输入中的结构性失衡，着力于以可变生计资本输入为手段的生产能力提升。为此，在乡村振兴时代，要使小农的富裕实现持续性，政府应当以农业产业化为行动取向、以农民合作社为实践载体、以公共服务为核心抓手，构筑“外源型精英+内生型精英+农业合作社+小农”综合性制度化乡村振兴模式。这一模式包括如下关键点：

第一，始终抓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以农业产业发展带动小农劳动能力提升。在开发产业的过程中不能急功近利、浮躁冒进、不顾地方实际盲目上项目，必须摒心静气、扎根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深入探索，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序推进”的思路，打造“一村一品”“一村多品”的产业格局。同时，注意对小农的“传帮带”,加大精细化、跟进式的技术培训，以此实现“产中干”“产中学”的嵌入式技能提升。

第二，小农要想真正地融入现代市场经济，必须走组织化的道路，农民合作社是重要的实践载体。合作社不但能够将分散的小农聚合起来，抵御市场风险，增强谈判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形成“强关系网络”,从而激发隐藏在网络中的信息资源的传播，实现社会资本的有效输入。

第三，地方政府必须形成以小农生计能力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国家资源要向农村的教育、医疗、培训等公共服务方面倾斜，在考核方式上要提升“软指标”的权重。同时，大力吸引农业精英入村，推进乡村结构化转型，从而真正克服小农面临的脆弱性问题。

第四，在前三个条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努力走“外源性精英+内生性精英+农业合作社+小农”的制度化产业发展道路。在这一产业发展道路中，外源性人才主要负责引进乡村外部的创新性生产要素以及实现乡村产品的加工运营、品牌塑造、市场开拓等市场化运作；内源性人才主要负责本地农业资源禀赋的挖掘、村内小农的生产动员、劳动能力提升、生产技术内化、销售信息传递等内源性生计资本激活；农业合作组织主要负责承接政府用于乡村振兴的各类资源、保障小农的生产和分配权利、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公共性生产事宜；小农主要负责吸收和内化技术要素和生产信息，成为优质的劳动力。通过多元主体的合意协作能够形成一种网络互动关系，既能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提升，也能激发社会资本的乘数效应，最终在一种动态平衡的过程中进入小农生计资本持续性的乡村振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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