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铭文与古希腊历史铭文的时间叙事辨析

　　摘    要：东西方很早就有了编年体的史书，但其时间叙事模式大不相同。古希腊的帕罗斯年表依事纪年，在纪年方法上采用了以著述者开始记述之年为基点，以“距今”的年数、执政者在位的时间为相对年代记述历史事件的“追记”体；中国历史的时间记事从甲骨卜辞的干支体，到周代铜器铭文的月相体，再到《春秋》的年时记事，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东西方历法的发展程度、政治体制的不同有关。

　　关键词:编年体史书;时间叙事;帕罗斯年表;商周铭文;

　　史书是对历史的记载，因此史书除了真实地记载历史事件的过程外，还要体现历史时间的进程，历时性是史书的最基本特征。历史是对过往事件的叙述，要把一个事件叙述清楚，时间是不可或缺的记述要素。

　　在史书的时间叙事上，中国早期的史书很早就可以娴熟地运用，并形成了固定的记史方式。春秋时期出现的孔子编订的《春秋》构建了以年、时、月、日为时间链条，以王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内容的编年体记史方式，把242年的历史清晰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是系统而科学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史学表现出与西方不一样的发展轨迹。比孔子略晚约半个世纪的西方也出现了被认为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完整历史著作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希罗多德也因此被誉为西方的“历史之父”。但希罗多德的《历史》虽然被称之为“历史”,实际上你很难在文中找到明确的时间词汇，我们感知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是由作者叙述的事件过程体会到的，或者说，它是以故事的叙述来阐明时间的先后的。因此希罗多德《历史》的编纂体例被认为是历史叙述体。这样的叙述虽然可以明了事件发生的先后，却无法确定某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它的叙事只能说明发生过什么事件，但却不知道是何年何日发生，无法确定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就实际来讲，希罗多德似乎也并没有想明确告诉你事件发生的时间，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弄清事件发生的因果上了。《历史》第一卷的内容主要是记述希腊波斯之间发生战争以及探讨希腊最终失败的原因。希罗多德虽然经常会把事件的因果归结到神意上，但其基本的目的还是要探究，是要弄清事实的真相。作者与其说是在写历史，不如说是在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希罗多德的《历史》不像是在写历史，而像是在研究历史。事实上，希罗多德在其著作的开始就明确地说明了这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

　　《春秋》采用编年方式记史使得中国史书的形式基本定型，形成最基本的叙事形态。实际上，中国的编年记事也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最早的商代甲骨卜辞比较普遍地采用了干支记时的方式，如：

　　丙辰卜，永贞：乎省我田。(《合集》9611)

　　壬午卜，来乙酉雨?不雨?(《合集》21065)1

　　但是商代也开始出现了以“月”“年”“祀”辅助干支来进行记时的方式，不过其数量较少，用法和形式也尚不固定。如：

　　丙申卜，旅，贞今夕亡。在十月。(《合集》26308)

　　甲辰卜，亘，贞今三月光乎来。(《合集》00094)2

　　其中，第一句表示占卜的时间，第二名则指占卜事件预发生的时间。

　　到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中，以年+月+日记述时间的方式逐渐固定下来，并且到西周中晚期逐渐增加了以月亮盈亏来记述时间的方式。周人根据月亮盈亏变化划分月份，并根据其变化把一月的时间细分为四个时间段，即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并且把它用到了历史事件的时间记事中，形成了以“年+月+分(初吉等四分)+日+事”格式记载历史事件的月相体记史方式，强化了月相“分”在记时中的作用，对时间的把握更加精确，开始了以月记时的记事时代。如《廿七年卫簋》:“隹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王才周，各 (格) 大室，即立(位)……卫其子子孙孙永宝用。”3

　　春秋时记时铭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周时逐步完善的年、月、分、日记时方式遭到破坏。这大概与王室衰微，诸侯之间战争频繁，史者流佚相关，各国无法沿用周王室的历法记事，遂自采历法，自成体系，因此春秋时历法芜杂，据《汉书》言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等历法规则。《孟子·离娄下》提及晋有《乘》、楚有《梼杌》、鲁有《春秋》等史书名称，说明春秋各国历法芜杂记史形式多样，但春秋各国以《春秋》为名命史的国家占多数，说明《春秋》这种记史的方式多为各诸侯国所接受。今见《春秋》据说依鲁《春秋》修订，鲁《春秋》在记史形式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是按照年、时、月、日的时间结构展开记事，并且无论有无事件发生，其总是按照春、夏、秋、冬四时顺序记时，并且形成了完整的记时链条。《谷梁传》对《春秋》的这种即使无事也照旧记录季节的独特现象解释为“无事焉，不遗时也”,“《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为年”。4这说明春秋时期记史以“时”即季节为核心，形成了以“年+时+月+日”为基本形式的记“时”体时间记史方式。到孔子汇集成册时以鲁君谥号按年代顺序整理，从而使年代清楚明白，形成了以编年为序的纪事体例。

　　因此，由干支日记时、月相记时、依“时”(季节)记时到编年记时，中国的编年体记史散文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才最终定型。5其实在西方，希罗多德的《历史》形成之前，也有类似于编年体的历史记载，那就是古希腊的帕罗斯碑。希腊帕罗斯岛发现的大理石碑是现在发现的希腊年代较早的石碑之一，可以称得上是希腊最早的“史记”。其碑包括甲、乙两块石碑，略有残缺，按时间顺序刻录，主要记述了古代希腊从约公元前1581/1580年至公元前299/298年发生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内容就像是古希腊的大事年表，所以也称“帕罗斯年表”。《帕罗斯碑》依事纪年，内容涉及古希腊的政治、军事、宗教、文学等方面的内容，是了解古希腊历史的重要文献。在纪年方法上，著述者以其开始记述的那一年为基点，以“距今”的年数、巴西勒斯或执政官在位的时间为相对年代，用追述的方式记载了古希腊近1300年的历史重大事件。这一碑文内容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并有明确的时间链条，近似于中国的编年体史书。《帕罗斯碑》记载历史的方式和孔子的《春秋》相类似，都是先点明事件发生的时间，然后说明这一时间发生的事件，而且他们在记载事件的方式上也很相似，都是只记载发生了什么事件，而不详细记载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没有故事的情节，就像是一个大事年表。如：

　　距今1268年，阿莱斯与波塞冬因波塞冬之子哈利罗提奥斯在雅典——一处后被称为“阿莱斯之丘”的地方——接受审判，是年克拉纳奥斯在雅典为巴西勒斯。(甲碑之3条)6

　　这段话反映的主要事件背景是波塞冬之子哈利罗提奥斯因强暴阿莱斯的女儿阿尔奇蓓而被阿莱斯戕杀，从而引起阿莱斯与波塞冬之间的矛盾。但这一事件背景和经过并未在碑文中反映出来，而只是记述了阿莱斯与波塞冬在接受审判，内容极为概括。再如：

　　距今[99]2年前，阿玛宗人[入侵阿提卡],是年提修斯在雅典为巴西勒斯。(甲碑之21条)

　　距今954年前，赫拉斯人远征特洛伊，是年麦内斯塞奥斯在雅典为巴西勒斯十三载。(甲碑之23条)

　　距今217年前，薛西斯在赫勒斯滂海峡架桥并开凿阿索斯山；赫拉斯人与波斯人在温泉关交战，在萨拉米附近的海战中赫拉斯人获胜；是年卡利亚德斯在雅典为执政官。(甲碑之51条)7

　　从内容上看，年表所载事件涉及古希腊的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执政者的在位情况、祭祀、战争、法律、灾异现象等方面，这些与中国的《春秋》所记内容相近。记述执政者在位情况的除了每条中用来表示事件时间的执政者在位时间的记载外，还有些是专门记载执政者即位的条目，如：甲碑之8条、甲碑之40条、甲碑之58条、乙碑之3条等。其他的像记述祭祀的如：甲碑之5条、甲碑之16条等；记述战争的如：甲碑之23条、甲碑之45条、甲碑之48条、乙碑之3条、乙碑之5条、乙碑之9条等；记述法律事件的如：甲碑之3条、甲碑之25条、乙碑之13条等；记述自然灾异的如：甲碑之4条、乙碑之16条、乙碑之24条、乙碑之25条等。帕罗斯年表记载了几条异常的自然事件，如：

　　距今1265年前，德乌卡里昂在位时洪水爆发；……是年克拉纳奥斯在雅典为执政官。(甲碑之4条)

　　距今48年前，日有食之；……是年西摩尼德斯在雅典为执政官。(乙碑之16条)

　　[距今40年前],伊奥尼亚发生地震；[德]莫特里奥斯依据和约占领卡尔基[斯];是年费莱克莱斯在雅典为执政官。(乙碑之24条)

　　距今39年前，[彗星]现；吕西马克[斯进入亚细亚];是年莱奥[斯特]拉[托斯在雅典为执政官]。(乙碑之25条)8

　　其中乙碑之16条也记载了一条关于日食现象的事件，与孔子《春秋》所记隐公三年的日食现象，分别是东西方记载日食天象的较早文字记录之一，这说明东西方在人类社会早期对特异的自然天象都有共同的认识，认为是和人类的历史相关联的。

　　帕罗斯年表的内容也有与《春秋》不一样的内容，就是记载了一些古希腊的诗人、戏剧家、哲学家如赫西俄德、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的生平。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中国早期史书中是不可思议的。戏剧家在古代中国历来地位低下，从来就不可能以主角进入正史，诗人地位虽较高，但中国早期的诗人多是贵族，是官员的身份，也多不会以诗人的身份进入史籍，而诸子百家最早是被《史记》记载。这类人在古希腊应该属于特殊的人群。这些人不同于一般的人，是具有很高智慧的“聪明人”。这些聪明人在古希腊被称为是“智者”。古希腊社会早期，人们把在某一方面聪明、有特殊才能的人称为Sophistes, 即智者、哲人。英国学者柯费尔德在《智者运动》中说：“在公元前5世纪以后，很多早期的‘聪明人’都被冠以‘智者’符号，其中包括像荷马和赫西俄德那样的诗人、音乐家与吟诵诗人、占卜者与先知、七贤及其他早期聪明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以及普罗米修斯那样的具有不可思议力量的偶像。”9这些人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智慧，为时人所仰慕，而且他们会把知识传授给别人。有人说这些人近似于现在的老师，其实并非如此。这类人最主要的特色还是智慧出众，更早期的智者还是对人类有贡献的人。从他们的作用来看，古希腊早期的智者是中国早期的“诗”人和史官的结合。先秦典籍记载的《诗经》的成诗过程多是各级贵族献诗、采诗的结果，其内容多是颂赞神明、祖先、先王和贤臣，同时兼具讽谏作用，这与由颂赞酒神到歌颂诸神、英雄的古希腊诗歌主题是相近的。而古希腊的诗人、戏剧家编写的叙事诗或悲喜剧内容多是取材于历史，是他们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演绎而成的历史故事，其功能近于中国古代史书的功能。

　　帕罗斯年表大约是公元前299/298年以后的石刻文，比孔子《春秋》的成书时间约晚一百多年，但其记录的最早历史时间是公元前1581/1580年，记载了古希腊近1300年的历史，要比《春秋》记录的最早时间公元前722年早得多。但是由于年表是用追述的方式写的，那么它就存在补写历史的可能，而我国的《春秋》内容在成书之前就已经基本形成了。由于中国史官文化的发达，春秋时期各国发生的重要的政治事件在事情发生后即由各国自己的史官当场记录下来并予以存档，而且史官记述的内容是确定的，不可以随便改变的，即使是当权者也无法肆意篡改，内容的真实性得到了最大的保证；而独特的赴告制度又使各国的重要事件通过告知别国的方式，被其他的诸侯国记录保存下来，就像是政治事件的记录在他国史书中被拷贝下来一样，可以和原诸侯国的史书记录互相印证，保证了史书内容的确定性和不可变更性，以起到明事实、示警戒、表劝喻的目的。而帕罗斯年表中记载的这些历史事件，很多内容我们无法从古希腊的历史中得到引证。比如甲碑之3条记录了阿莱斯与波塞冬之间发生的仇恨。如果这是一个历史事件的话，故事中的主人公就应该是现实中的人物。可是，阿莱斯与波塞冬都是希腊神话中非常著名的神祇，阿莱斯是天神宙斯和赫拉所生之子，是著名的战神；波塞冬是海神，是大海的主宰。再如甲碑之10条记录埃里克索尼奥斯在泛雅典娜大庆上驾驭驷马双轮车并表演如何赛车并给予雅典人名字的事件，而埃里克索尼奥斯也是希腊神话人物，是雅典娜与匠神之子。又如甲碑之12条记录在“距今1146年前，得墨忒耳抵达雅典，[发现]谷籽”。得墨忒耳是希腊神话中司掌农业的谷物女神，是厄琉西斯秘仪中的主要神明。这些希腊神话的重要神祇变成了希腊的历史人物。可以看出，希腊早期历史记载中也有类似于中国的神与祖先混淆的情况。可是希腊碑刻却把它作为历史记录了下来，而且记录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当具体确切，所以年表记载的这些事件的文献依据值得我们去探究，可惜的是这些历史文献因时代久远也很难去探实。年表中还有一些事件，如甲碑之23条记录了赫拉斯人远征特洛伊的事件，发生在“距今954年前”,即公元前1218/1217年。后来的学者关于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具体年代有较大的争议，根据考古遗留和历史文献记载，学术界比较认同的战争发生时间是1250年，这与年表的记载是有出入的。甲碑之28条和29条分别记载了诗人赫西俄德和荷马的出生时间是“距今67□年前”和“距今643年前”,两人年龄相差不大，属于同时代人，但学术研究证明，赫西俄德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前后，而荷马则在公元前八世纪，甚至有人怀疑荷马的存在。由此帕罗斯年表记载的这些历史的真实性就遭到了质疑。因为其采用了“距今”这种追记的方式记载历史，是刻记者对历史的回顾，所以它就不像《春秋》是历史的即时记录一样不容易被质疑。

　　另外，在时间的叙述上，帕罗斯年表也采用了类似编年体的叙事方法，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记述。其编年的形式也有其特色，其所有的条目记时的方式一般都采用了“[距今]年+事件+执政官在位年”固定的形式，其条目的排列顺序是清晰的。但是整个帕罗斯年表包括甲碑80条和乙碑27条共107条，也就是说帕罗斯年表只记载了1300多年历史中发生的107组重要历史事件，其年代发生的历史大多都是空缺的，其年表中记录的相邻的两条有的间隔时间达到近150年，如甲碑之27条和28条的时间分别是“距今[8]13年前”和“距今67□年前”,中间相隔至少134年。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首先造成的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很多历史事件无法形成前后的联系，也就无法形成完整的历史链条。其次就是事件发生的时间由于前后的事件发生距离太久，无法依据本事件前后的事件去推定和确定本事件的时间，也即无法形成事件的确定历史坐标，这就是为何年表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受到质疑的原因。帕罗斯年表只是一个笼统的编年年表，这是与孔子编订的《春秋》无法比拟的。孔子编订的《春秋》以“年+时+月+日”为固定的记时手段，首先把事件发生的时间精确到“时”乃至“日”;然后它以一年四季的“四时”为纵向的时间链条把242年中每年乃至每个季节发生的所有历史贯穿起来，不间断，也不分离，前后历史相互连接，前后事件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记史系统，确保了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确定性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后世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事实依据。因此，从记史的科学性看，《春秋》形成的编年体的记史体例相比帕罗斯年表更为规范，自成体系。帕罗斯年表的这种“距今”式的追述记史模式确实也可以把古希腊的历史较完整地记述下来，但需要与历史文献或考古成果相互佐证去得到一个真实的历史镜像。

　　帕罗斯年表除了采用“距今”式记时方式外，“执政官在位年”也是常用的配合记时的手段。绝大部分年表事件中都有执政官在位的时间表述。如上所举诸例最后都补充了执政官的在位年，如甲碑之4条、21条、51条和乙碑之16条、24条、25条。有了执政官在位年的补充说明，年表所记事件就可以更进一步确定具体事件发生的时间范围，起到了很好的辅助记时的作用，可惜的是年表虽然标明了某事件发生时执政官是年在位，可是执政官在位的时间可能不止一年，如果只注明某执政官在位却没有说明他具体在位的年份，这样的时间依然无法做到特别的精确。或者如果纪年都以执政官就职之年来计算编年，其时间也可以精确到年份。可是我们分析年表所记，许多事件的发生应该并不都是执政官被推选执政的元年。不过这种情况后来有所改变。据甲碑之32条记载，在“今420年前”,雅典开始实行执政官年任制，每位执政官任职期为一年，所以其后发生的事件其时间是可以确定到年的。

　　为什么古希腊没有形成以年月日编年记事的著作?这是否与古希腊时间意识发展缓慢，历法发展相对滞后有关?其实，古希腊人时间意识的形成还是比较早的。和中国早期“四时八节”观念的形成原因一样，古希腊人最早也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来观察时间的变化。早在《荷马史诗》里，就已经出现了冬、夏、春三个季节的名称，到公元前8世纪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中更明确地与物候联系起来。古希腊人较早对时间的确定是从月份开始的。古希腊人的1个月，对应于月亮的一个满亏循环，即新月为该月的1号，满月为该月的15号，月亮的圆缺变化成为他们月份记述的依据。但单纯以月亮的盈亏来记述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误差越来越大，准确度降低。古希腊人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去探索研究。但是由于古希腊城邦各自实行自己的历法，没有一种统一的历法，这会导致后人在考察他们古书记载的时间时无法作出准确的判定。直到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之后，借鉴希腊人的研究并加以修改，从而形成了凯撒的儒略历并影响了后来西方广泛推广的格列历，即公历。古希腊本身是一个城邦制的国家，各城邦之间关系松散，虽然他们也建立同盟，但多是政治联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各自为政；而且希腊城邦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矛盾重重。这使得希腊很难形成统一的政治，也就是所谓“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其历法制度当然就更难统一。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早期社会则有所不同。在明确的考古发现中，中国自商代后期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制度。到周初实行的分封制更是形成了以天子为最高权威的统一的国家，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家国政治使社会关系更为紧密，以天子在位时间为正朔去记载历史的制度很快就被确立下来，到孔子《春秋》则形成“五始”为时序的纪事之法。《汉书·王褒传》:“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颜师古注：“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是为五始。”10因此，《春秋》纪事，始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等五事记之，谓之“五始”。

　　其实中国的史书在时间记事上有和西方相似的地方，《春秋》的时间记事就是根据鲁国的执政者国君的在位时间进行叙事的。但是，《春秋》的叙事以鲁国的国君的谥号为时间主体，结合年、时、月、日来共同记时，尤其是它在纪事时在年代连贯的基础上加上了季节的时间要素，以四季贯穿始终，没有间断，通过季节的转换把所有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春秋》的记时就不仅明确了年代，而且事件发生的季节，乃至月份、日期都有清楚的说明，时间链把当时发生的各类史事串联组合在一起，不间断也不分离，形成了完整的记事整体。这无疑使我们的史书条理性更强，更像一部历史的著作。而且春秋时期形成的赴告则书的史官纪事规则为我们保留下来了书面的事件内容，所以它的优点不仅在于时间明确，更在于其记载的都是即时发生的事件，是最新的“新闻”,其真实性就更加可靠。而西方的史书由于多基于传闻，由于传播渠道的不同，事件的内容就发生了差异性，因此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考证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或细节是否真实、确切，保证事件内容的真实性上，这就是这些西方早期的史书更像是学术性著作的原因。因此，西方史书的一个重大缺失就是历史时间叙事的不完整性。

　　通过以上东西方早期史书的体例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的早期史书曾有类似于编年体史书的记史体裁，但由于多种原因，古希腊的史书的时间叙事精确性不够，不像《春秋》记史的科学规范。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与西方长期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有关。从时间上说，孔子的《春秋》产生的时间也比西方的史书要早几百年。中国古代较早形成的历法观念促使中国编年体记史体例更早形成，而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导致中国史官制度的更快完善。中国史官文化的发达和史传文学的繁荣成为中国早期文学史中最具特色的文学和文化现象。

　　注释

　　1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24页。

　　4(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十三经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四部精要》本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72页。

　　5魏鸿雁:《编年体记史散文时间叙事结构的嬗变与定型》,《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第47-56页。

　　6张强、张楠:《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商务印书馆,2016年。

　　7张强、张楠:《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商务印书馆,2016年。

　　8张强、张楠:《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商务印书馆,2016年。

　　9[英]柯费尔德著,刘开会、徐名驹译:《智者运动》,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27页。

　　10(汉)班固著,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4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