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药物与养生服食、宗教崇拜的互动——以松柏槐药为例
摘 要：树木的药用和它的神奇功用是“神树”的实用价值之一，也导致古代人们对其产生崇拜之情。在这种崇拜氛围下，汉唐时期松柏槐及其果实的认识和利用呈现出医药、食用、仙药等三维度。药用方面，汉唐时期松脂柏仁槐实的疗病祛疾范围呈扩大趋势，汤、丸、散、饮等剂型在该时期已相当完备。食用方面，魏晋时期服食风气益兴，入唐后道家饵食松脂柏实等来修身。养生方面，因松柏槐树很早被赋予信仰崇拜属性，所以与之密切相关的松脂柏子槐实等自然也沾上了些“仙气”。松柏槐药因与当时的服食风气以及宗教相勾连就具备了多重属性，追本溯源，探究医药背后的文化因素，才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中医药文化。
关键词:松柏槐;服食辟谷;药食同源;树神崇拜;中医药文化;
缘起：树神崇拜下的松柏槐
树神崇拜是自然崇拜中最典型的形态之一，若论分支则属于自然崇拜之中的植物崇拜范畴，是众多信仰习俗的集中体现。树神崇拜是世界各地原始人类所流行的重要信仰习俗之一，具有“精灵住所”“天地阶梯”“人神通道”家族来源等多方面的内涵，在我国古代也曾长期广泛流行。美国人类学家、原始宗教学科研究奠基人之一的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曾在其代表作《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树神崇拜“跟自然的原始万物有灵论有密切联系”，并列举了世界各地古今民族数十个“树崇拜”的典型事例。1英国人类学家J.G.弗雷泽（J.G.Frazer）也在其巫术与宗教研究的经典著作《金枝》中专列两章记述了世界各地和古往今来的树神崇拜，其中也提到我国古代的树神崇拜，“中国书籍甚至正史中有许多关于树木受斧劈或火烧时流血、痛哭、或怒号的记载”。2中国学界亦对树神崇拜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松柏槐柳等树在上古时期即被附着宗教意义，3是原始时代万物有灵观与巫术信仰结合的产物，4属于原始人类最常见的自然崇拜之一。5之后，树神崇拜出现了一些反映道教思想的星象符号。在佛教传入之后,它又被当作佛像可以附着的对象。只不过这种结合是偶然现象。由于大量钱币纹出现在神树之上，表明拜物教和钱能通神观念很快占据了“树崇拜”内涵的主导地位。“神树”变为“摇钱树”，成为实现个人发财愿望的工具。6
我国重要的类书《太平御览》博引医药文献一百余种。近年来，学者对《太平御览》中涉医内容多有关注且往往从引征文献着手，7特别是对《太平御览·药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梳理出该部共记载药物287种，引录文献158种，史料计893条。文中载录了大量“长生不老”“益寿延年”药物并引用了大量非医学文文献，扩展了我们对古人服食药物养生认识的范围，对宋代及宋之前药物学、道教研究和文献辑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8而同样具有“长生不老”“益寿延年”功效的松柏槐药并未在《药部》中，《太平御览》的编纂者将三者放在了木部的卷953、卷954两卷之中。经考察，两卷共引录与松柏槐相关文献123种，史料计154条。其中，松最多，引征52种文献计65条史料；槐最少，引征24种文献计32条史料；柏居中，引征47种文献，计57条史料。通览这120余种文献150余条史料多体现崇尚树木的五行感应，参见表1。
《太平御览》的编纂者们将大量前朝（特别是正史）中反映五行感应的松柏槐树编纂其中，可看出以五行感应为主要内容的植物崇拜观念在宋代统治阶层仍受到广泛关注。而这种观念也使得宋人在理性认知与植物崇拜之间摇摆不定，表现为：一方面人工培育植物进入繁盛期，形成了较为独立的种植行业；另一方面承续前朝的五行感应又使得宋人常以植物变异来预示吉凶，表达其阶层特有的价值取向。9学界已有不少学者从宗教神话角度考察包括树木在内的植物文化，10其中的药用植物文化亦有人涉足。11而从功能角度出发，树木的药用和它的神奇功用是神树的实用价值之一，也可能导致人们对树木的崇拜。12就此而言，松脂柏仁槐实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中药材，其声誉的获得一方面基于自身药效，另一方面则基于某些宗教崇拜的心理因素。本文追寻汉唐史上的松柏槐药，重点从中医药用、服食养生等方面进行深层探讨，从而揭示松柏槐药横跨药、饵、养生三维度，并探寻药用、食用以及养生三者兼具的历史文化因子。
表1：《太平御览》中部分载有松柏槐的典籍一览表
一、松柏槐的药用植物志：从《神农本草经》到《新修本草》
范家伟曾将陶弘景、孙思邈、《新修本草》三者联系起来，透过他们之间的差异，反映从南朝到唐代本草学发展的情况，他发现在《新修本草》中“谨案”部分对药物的论述，显然有别于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和《名医别录》中带有道教色彩浓厚的观点。14其背后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药物观。反映了本草典籍对药物的记述，会因编修者本身的身份和立场，而出现不同的编撰角度。15从博物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本草典籍不同于西方的药典，更像是药物植物志，这在松柏槐的记录中尤为明显。从《神农本草经》到《新修本草》再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便会发现，松柏槐在中国古代的本草典籍中呈现如下几种特点：
1. 松柏槐入药部位和附属品逐渐增多。
《神农本草经》中只记录了松脂、柏实、柏叶、槐实等四种；16在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中松柏槐的皮、枝、根以及附产品子仁、脂液、嫩孽17等大量出现在典籍之中。《新修本草》也是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略微增加松花、松柏氵諸、艾纳、槐耳等。18后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槐部又增加槐花、槐子、槐木灰的药用记录。19到了明朝，李时珍便综合以上诸家所说，又增松蕈、槐花、槐胶20等，形成我们今日看到的松柏槐的药用体系。
2. 本草典籍尤其是《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中松柏槐的宗教色彩浓厚。
《神农本草经》中松脂、柏槐实都位列上品。而该书与古代方士存在历史渊源，21其三品分类受到方士服食成仙思想或道家养生思想的影响。22而在该书关于松脂、柏槐实的记录中也多记有成仙的基本条件，即“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等词汇。松柏槐也在道医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被附着了更多的宗教意味。除继续录有“不饥”“不老”“轻身”“延年”“发不白而长生”等字眼，最明显的莫过于陶弘景提示用柏叶入药时要“忌取冢墓上”。23为何要忌取冢墓上的柏？冢上松柏一方面是如《史记》所云，“松柏为百木长也而守宫阙也”，看重了松柏的这种具有宗教权威的社树性质，可以镇压诸邪。另一方面因松柏寿命较长，人们往往种植松柏来寄托对亲人友人的哀思。但冢墓又是鬼祟常驻之地。11《风俗通》曰，“墓上树柏，路头石虎。《周礼》方相氏入虚驱魍像。魍像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像畏虎与柏”。12用来禁御魍魉的柏实叶根等自然也就可能沾上“鬼气”，这些“鬼气”在古代是可以致病的。13但正如《新修本草》逐渐清除宗教鬼神痕迹一样，这种忌“冢上松柏”的提示在《本草纲目》中便没了作用，李时珍转引陈承的说法“陶隐居说柏忌冢墓上者，而今乾州皆是乾陵所出，他处皆无大者，但取其州土所宜，子实气味丰美可也”，24使各处之柏皆可药用。25
3. 松柏槐的博物属性增多。
本草典籍中除记录植物的药效之外还会记录其他用途。在记录松柏槐药的本草典籍中，李约瑟发现在《神农本草经》中的252种植物药，其中有36种具有某种杀虫作用，松脂与槐实位列其中。26当然除了杀虫还有其他用途。比如在《本草经集注》中槐枝可作神烛，27可能就是燃烧槐枝令其脂液流出，使火持续燃烧而可以照明。在《本草拾遗》中槐实是杀虫剂，槐花可以染黄，子可染皂，槐木灰可以长毛发。28至于说槐实的食疗属性后也被孟诜记录到第一部食疗本草典籍《食疗本草》中，“主邪气，产难，绝伤，春初嫩叶亦可食，主瘾疹，牙齿诸风疼”。29
二、松柏槐的药食同源：以治风为例
药食同源可以说是中国古人的一种共识。古时医学养生家以及非医学养生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根据“食”与“药”的性能进行合理调配，从而达到防病治病、养生益寿的效能。中医认为，每一种食物都具有药性，很多药物也可作为食物的代用品，食疗与药疗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密不可分的。《周礼》中即有食医、疾医以及疡医和兽医的划分。30在西汉时期松柏脂就已成为重要的药材商品进行买卖，这在西汉时期成书的《范子计然》中有所体现，“《范子计然》曰：松脂出陇西，如胶者善；《范子计然》曰：柏脂出三辅，上价七十，中三十，下十”。31而早在汉代及以前，柏实槐子也广泛用于疗病祛疾，这在出土医药文献与两汉时期传世文献可以找到佐证材料，如在《武威汉简医方》“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中即可见到柏实的身影，该方是具有房内养生功效，32主要用来疗治男子七疾及七伤。33而疑成书在汉代刘向之前的著作《素女经》中，同样具有房中养生性能的茯苓散中也有柏子仁，久服该散不但长生延年还“老而更壮”，11《五十二病方》中也有槐本、枝、叶的记载。12此外，在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也有柏叶汤方的记载，用来疗治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13从《本草经集注》《千金翼方》对松柏槐的辨证施治情况来看（见表2），松柏槐的叶、节、子、仁、皮、枝等部位都具有疗病功效且药用范围不断扩大。而且在敦煌文献中，我们发现柏叶和松叶以及柏叶和槐皮配伍使用成生发及治头风痒白屑膏方和洗百疮方。14
晋唐则是中医学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该时期在辑集方剂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34许多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方书典籍都出自于该时期。从汉唐时期的方书《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医心方》以及敦煌出土文献、龙门药方来看，以松、柏、槐命名的丸、膏、酒等剂型已相当完备且内外兼有，疗病的范围也较广。单方的产生应该早于复方，研究由同一味药物组成的不同单方为什么具有不同的功用，是单方研究的重要内容。35我们从方书中汲取了为数众多的松柏槐的单方。单方主要涉及松脂、松叶、柏叶、柏皮、槐子、槐皮、槐枝等。
陈寅恪撰《元白诗笺证稿》开以诗证史之先河，之后数位学者如植木久行《唐诗的风土》、陈正祥《诗的地理》等也以唐诗为基本资料，讨论诸如交通、都市、风俗等主题。36法国学者胡若诗的《唐诗与病》一文，则将唐诗与医学勾连，讨论唐诗中的疾病，尤其是病与诗风关系，构成当时文人社会交往的一部分，见证诗人的日常生活。37范家伟在其专著《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人》一书中也专辟一章来考察唐诗中赠药、种药与采药的行为，以此来反映唐朝药学史上的不同面相，其中服食茯苓、黄精、胡麻等植物，便是在唐朝服食风气的氤氲下风靡一时的。38唐代服食风气盛行，白居易的诗篇中也有一些描述服食风气的篇章。39而在唐诗中也有一些关于服食松叶柏实的诗篇，如唐时饮服松叶酒受到了青睐：王绩的《采药》和《赠学仙者》诗中分别有，“家丰松叶酒，器贮参花蜜”“春酿煎松叶，秋杯浸菊花”。张九龄的《答陆澧》中有“松叶堪为酒，春来酿几多”。王维的《过太乙观贾生房》中有“共携松叶酒，俱篸竹皮巾”；元稹的《放言五首》中有“乞我杯中松叶满，遮渠肘上柳枝生”；许浑的《陪少师李相国崔宾客宴居守狄仆射池亭》中有“暖醅松叶嫩，寒粥杏花香”；李商隐的《饮席戏赠同舍》中有“唱尽阳关无限叠，半杯松叶冻颇黎”；等等。松叶酒之外还有饮服松节酒的诗篇现世，如元结的《说洄溪招退者》中有“糜色如珈玉液酒，酒熟犹闻松节香”。此外亦有将松脂（膏）拌和食物，使之柔软滑爽的吟哦，如皮日休在《奉和鲁望樵人十咏·樵火》中吟道，“松膏作滫瀡，杉子为珠玑”。40
在上述唐诗中出现较多的唐人饮松叶酒、松节酒等，可能与唐朝“风疾”盛行有关。41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对松叶、松节的药效介绍时曾云，“（松叶）味苦，温。主治风湿痹疮气”，“（松节）主治百节久风风虚，脚痹，疼痛”。42《本草经集注》中也将松叶与松节归为可以疗治久风湿痹的行列，且在介绍松节的药效时云，“比来苦脚弱人，酿松节酒，亦皆愈”。43文中所说的苦脚弱人可能是脚有痛风之人。唐时孙思邈亦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录有松节酒，可以用来疗贼风，11他在之后撰就的《千金翼方·用药处方》中也将松节、松叶、松实归入治风的行列。12
三、松柏槐的服食辟谷
英国学者基尔·沃丁顿（Keir Waddington）考察了公元1500年以来500年的欧洲医疗社会史之后，认为“宗教从未远离医疗，不论是充当解释疾病的方式，还是成为健康护理的理据或是作为医学与科学的对手，都是如此”。13中国“通俗的、巫术实践的经营”44的道教则发挥了重要作用。盖建民就近三十多年来学术界在道教与医学关系领域，“道教医学”概念内涵、研究对象和学术界研究动态，进行一番梳理。其中道教医学养生术与传统医学融通关系是道教与中医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5道教炼丹、服饵与本草药物之间有密切关系。46道教服食方在药食养生方面的探索也大大拓展与扩充了中医本草和方剂学。47在道医相融的食疗养生体系中服食是重要的一环。48道教医学的服食（又称“服饵”）是道教医学养生术中外养的重要方式。它肇端于战国时期，是在神仙家的神仙信仰和“服食成仙”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门方术。49汉武帝时期，服食以金石炼制丹药为主。东汉时，道教建立，服食养生得到较大发展，而丹药的炼制也逐渐成为具有一套理论与方法的道教外丹术。道教典籍如《太上灵宝五符令》便认为槐或槐子具有驱除三尸之效。50松脂柏脂槐子便或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入服食者的视线范围之内的。入唐后，中国兴起了独有的食疗养生。当然，唐代服食风气可能也与道教医学熏染出的服食辟谷风气（又称“服饵”）有关，长于深山老林的药用植物不再是道士们的专利，纷纷进入酒、茶、粥、点心中成为唐人的日常食物。51李颀在《送王道士还山》便提道，“嵩阳道士餐柏实，居处三花对石室”。52中国台湾学者刘淑芬考察了唐人好饮用的植物汤药，认为唐人服食植物汤药应是受东汉以来道家养食之风的影响。53就松柏来说，汉晋间的一些典籍中，如《晋书》《梁书》《异苑》《博物志》都有记载松实、柏实、柏叶等在荒年可助粮充饥的记录，且食完后无饥饿感。11而道医陶弘景也认为，采炼到的松脂可以服食，柏叶与柏实“亦为服食所重，炼饵别有法。其脂亦入用”。12陶氏对松柏的服食用法被后世传承，李时珍便在《本草纲目》中说，“松叶、松实，服饵所须；松节、松心，耐久不朽。松脂宜可以辟谷延龄”。13而在疑似魏晋时期道教著作的《大清经》中亦有“服松脂法”“服松叶法”“服松实法”“服松根法”“服柏脂法”“服槐子方三方”等，14反映了当时服食松柏槐实之盛。到了唐代，道医的另一著名人物孙思邈亦在其撰就的《备急千金要方》“服食法”中类似记录“饵柏实方”“饮松子方”“服松脂方”“采松脂法”“炼松脂法”15等，在其之后撰就的《千金翼方》“养性服饵”“养老食疗”中亦有“彭祖松脂方”“彭祖延年柏子仁丸久服强记不忘方”的记录。16可以说是采、炼、服自成一体，共同来指导时人服用松柏槐实，在敦煌出土文献中亦有类似记录，可见这种服食松柏槐的影响范围是较广的。如唐人选方乙卷中有服槐子的记录，且说服了槐子可以“坚齿骨，明目，令发不白”；道家医方残卷中也有“临川何诠廿四岁传得方”其配方的药物为“松五两、柏花五两、侧柏者，兼绝人行处者妙”。而佛家服食养生方受道教的影响，服食的植物种类则大同小异，所以在敦煌出土文献佛家医方中我们亦能看到柏子仁的身影，如佛家医方第二种残卷中有柏子仁，与茯苓、茯神等十六味药一起组成方剂，服食该方可以“清雅、骨健身安、不惊疑、开心益智、驻颜”。54
道教服食养生体系之中，辟谷也是重要方面。辟谷法以断绝米谷为主的修炼方法，此法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秦汉之际已开始流行。魏晋之时，陶弘景便认为松节、松根白皮“主辟谷不饥”，葛洪也在《葛氏方》中说道，“若得游涉之地，周所山泽间者方：但取松柏叶细切，水服一二合，日中二三升，便佳”。在《抱朴子》中亦云，“槐子，新瓷合泥封之，二十馀日，蒲绊皮皆烂。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至补脑，早服之，令人发不白而长生”。到了唐代，文士也喜爱辟谷养生，唐诗中就记录了许多种植用来辟谷的药物和服食方法。55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避谷》一卷详细介绍了如何采、炼、服松柏脂和松柏实，如“服松柏脂第二”涉及“采松脂法”“取破松脂法”“取松脂法”“炼松脂法”“粉松脂法”“服松脂法”“取柏脂法”等56二十首和“服松柏实第三”“采柏子法”“采松实法”“绝谷升仙不食法”“服松子法”“松子丸”“服松叶法”“高子良服柏叶法”“仙人服柏叶减谷方”“休粮散方”等十九首。56而在敦煌出土文献中也有辟谷诸方第三种残卷和第四种残卷中有含有白松脂的“妙香子丸”和含有槐子的“辟谷诸方绝谷仙方胡麻之法”。54而周武灭佛开始，佛教徒入山避祸也开始行避谷休粮法。55高僧入山辟谷，多服食松、柏等物，所以敦煌出土文献辟谷诸方第一种残卷中有，“观音菩萨最胜妙香丸”中有“松脂”。54盖建民详细的考察了巫术医学和方士医学，并认为巫术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早期流变，而方士医学则是道教医学的直接前身。57就松柏槐药来看，服食松柏槐可能也与道医出现之前的巫医、方士医有关。李时珍认为服食柏可能带有接触巫术的意味，58食柏是因为“性后凋而耐久，禀坚凝之质，乃多寿之木”与魏晋时人服石有相同的心理，所以他会说柏叶是神仙服饵。他的这种巫术思想也反映到他对槐的记录上，“周礼：秋取槐、檀之火。淮南子：老槐生火。天玄主物薄云：老槐生丹。槐之神异如此”；“按太清草木方云：槐者虚星之精。十月十巳日采子服之，去百病，长生通神”。59松柏槐的养生属性也使得孙思邈在《千金方》《千金翼方》都录有“仙方凝灵膏”，其是由36斤的茯苓加上24斤的松脂加上12斤的松仁以及12斤的柏子仁配伍而成，服用该膏后可绝谷、不饥、延年。11
结语
范家伟曾言，“在医学史研究中，医经、方书都是最为重要的资料，如若能配合其他资料，诸如唐诗宋词、笔记小说，相信对古代的医疗与生活会有更为丰富而全面的认知图像”。12杜正胜认为，“医疗史另一庞大数据库是本草学，不但可以发掘生命的历史，也可探悉民俗与风情”。13学者边和亦言，“与药物相关的文字记述也占据了传世医学文献的绝大部分”。14他们都指明了医学史与药学史之间难分难舍的关系，亦显示了中国传统药学史（本草学史）的重要性。而在中国药学史中，汉唐时期药学史的地位较为重要。根据日本学者冈西为人对中国本草历史的分期，汉唐时期传统药物学史（本草学史）恰处于创始到隆盛期这一阶段。15
林富士亦言，“医经、经方和本草为中国医学著作最主要的三大类型，而其经典作品……都是在战国、秦汉至隋唐期间成书，因此，讨论中国医学，势必要以这个时期为重”。16近年来，关于汉唐时期药物史研究多侧重于东西文化交流和宗教实践层面，前者包含如追踪菩提树来源、17西域药物东传对中医药的繁荣所产生的影响、60汉唐时期我国传统植物药与印度的交流61等。后者则有槟榔与佛教、62人参与宗教的互动63等，以及二者兼有的，透过医药通览中古道教医学与外来宗教思想与文化交流。64从医学全球史的角度来看，物质文化的视角往往被运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东西方药物贸易与知识的流动。玛尔塔·汉森（Marta Hanson）与吉安娜·波玛塔（Gianna Pomata）对近代早期中国医方在西方的转译与传播作了出色的研究。65卡拉·纳皮（Carla Nappi）讲述了一种西方医学的神奇药物底野迦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以及中国医者描述、评价与吸纳外来药物的方式。66那另外，纳皮以人参为个案，通过对中国医学、植物学与商业文本中的描述，揭示了一种近代早期对于自然事物认知方式的转变。67梁其姿与陈明对于阿魏这一药物跨欧亚的流动进行了长时段的研究，指出了不同时期和地域对于阿魏认知的传播与变化。68他们的研究都指出了物质本身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与其说历史上存在着一种确定性的物质“人参”或“阿魏”，不如说历史上有着各种不同的被称为“人参”或“阿魏”的物质。说明在全球史的研究中，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亦不可忽视，往往通过一种药物、一件文物或是一种技术的全球流动，便可在微观的角度重构历史知识的版图。
就本文考察的松柏槐药来看，早在汉时柏实就在房中养生与治病驱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使得其在当时需求量可能已经很高，所以崔实才会在《四民月令》录有，“七月收柏实”。69前述槐子也在服食养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其需求料想也会很高，所以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录收槐子的方法。11到了唐朝柏子仁也成为重要的土贡药品之一，成为雍州、陕州、并州、代州等地的道地药材。也是到了唐代因为对柏子仁需求过多，导致采集量加大，使得区域资源不堪重负，出现资源枯竭的现象。《新修本草》即说柏子仁，“惟出陕州、宜州为胜。太山无复采者也”。12还有松子与松实，唐朝时其已在蔚州成为道地药材，而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关于海松子的记载或可推测，在唐朝段成式撰就《酉阳杂俎》之时或之前，中国曾从当时的新罗、南诏引入松子，并命名为海松子，“海松子出辽东及云南，其树与中国松树同”，改变了中国松子只能药用而不堪果食的历史。13在汉代松柏槐的果实因时人食之不饥而为神仙家、方术士所注意。道教成立后，这一功能进一步升华，表现为松脂、柏仁、槐实被建构成使人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汉唐宗教与服食风气对松柏槐形象进行了多重文化意义建构，而这又反作用于松柏槐影响到对其实际药用价值的判断，使汉唐时期的松柏槐与彼时宗教、风气、思想观念呈现出多重互动关系。
注释
1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662~672页。
2 J.G.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耿丽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第172页。
3赵沛霖：《树木兴象的起源与社树崇拜》，《河北学刊》1984年第3期；李亚军：《“折柳送别”解---论“折柳”民俗蕴涵的树神崇拜、生殖信仰观念》，《阴山学刊》2006年第4期。
4尹荣方：《龙为树神说--兼论龙之原型是松》，《学术月刊》1989年第7期。
5徐君：《试论树神崇拜》，《宗教学研究》1994年第Z1期。
6赵殿增、袁曙光：《从“神树”到“钱树”---兼谈“树崇拜”观念的发展与演变》，《四川文物》2001年第3期。
7(1)详细内容可参见王丽：《〈太平御览〉引“黄帝”医药学著作考》，《中医药文化》2013年第2期；曹瑛：《从孙辑本〈神农本草经〉看〈太平御览〉对辑佚的重要价值》，《中医文献杂志》2016年第1期；曹瑛：《论〈太平御览〉医药资料内容与特点》，《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年第12期；王同宇、曹瑛：《〈太平御览·人事部〉中医学人文观分析》，《中医文献杂志》2018年第2期；李几昊、温昊天、刘考强等：《〈太平御览·饮食部〉食疗内容初探》，《中医药文化》2018年第6期；王丽芬、孟永亮：《〈太平御览·方术部〉养生类与医类引录文献考述》，《中华医史杂志》2019年第4期；等等。
8(2)王丽芬、孟永亮：《〈太平御览·药部〉文献探究》，《中医文献杂志》2021年第1期。
9(3)郭幼为：《宋代植物崇拜中的神秘感应与神话传说》，《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
10(4)参见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99页；王永平：《论唐代民间信仰中的植物崇拜》，《唐史论丛》2006年；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8~373页；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62~373页；张黎明：《中国文化中树木精怪嬗变源流辨析》，《古代文明》2013年第4期；《魏晋志怪故事〈树神黄祖〉的民俗文化阐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原始信仰中的植物文化》，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会议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6~172页。
11(5)李炳海：《〈山海经·五藏山经〉药用植物文化生成蠡测》，《中州学刊》2013年第10期；张黎明：《巫术思维与〈山海经〉中的植物文化》，《农业考古》2021年第3期等。
12(6)徐君：《试论树神崇拜》，《宗教学研究》1994年第Z1期；王廷洽：《中国古代的神树崇拜》，《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13(7)李昉：《太平御览》卷953~954，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230~4238页。
14(1)范家伟：《大医精诚---唐代国家、信仰与医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7年，第97~105页。
15(2)范家伟：《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2、69页。
16(3)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卷3，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89、90、92页。
17(4)关于嫩孽，《名医别录》云，“八月断槐大枝，使生嫩孽，煮汁酿酒，治大风痿痹甚效”。参见陶弘景：《名医别录》卷1，尚志钧辑校，尚元胜、尚元藕、黄自冲整理，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37页。
18(5)苏敬等：《新修本草》卷12，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2004年，第173、182页。
19(6)陈藏器：《本草拾遗辑释》卷8，尚志钧辑释，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380页。
20(7)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8，刘衡如、刘山永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1153、1347~1348、1349~1350页。
21(8)尚志钧：《〈神农本草经〉与古代方士存在历史渊源关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2(9)盖建民：《道教医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39~40页；李建民主编、山田庆儿著：《中国古代医学的形成》，廖育群、李建民编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第309页；于赓哲：《成仙初阶思想与〈神农本草经〉的三品药划分法》，《史林》2020年第3期。
23(10)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卷3，尚志钧、尚元胜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第191~192、193、227页。
24(11)李建民：《旅行者的史学---中国医学史的旅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76~248页。
25(12)李昉：《太平御览》卷954，第4235页。
26(13)胡梧挺：《鬼神与生死：中古鬼神之病及相关问题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57~82页。
27(1)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8，刘衡如、刘山永校注，第1285页。
28(2)这种“忌冢上松柏”观念可能只为道家所持，在疑似魏晋之时道教典籍《大清经》之中有，“凡采松柏叶，勿取冢墓上者。当以孟月采，春秋为佳”。道家医方残卷中亦有“松笋发白方”，其中对松笋要求为“松笋长五寸已未者，采三斤已上，不得取墓莹上者”。参见丹波康赖：《医心方》卷26，高文柱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556页；马继兴等：《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64页。
29(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第1分册《植物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05~406页。
30(4)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卷3，尚志钧辑校，尚元胜、尚元藕、黄自冲整理，第237页。
31(5)陈藏器：《本草拾遗辑释》卷8，尚志钧辑释，第380页。
32(6)孟诜：《食疗本草译注》卷上，郑金生、张同君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2页。
33(7)《周礼》中云，“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参见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04、108、110页。
34(8)李昉：《太平御览》卷954，第4232、4235页。
35(9)对于柏子仁在房中养生功能方面（男子五劳七伤）的使用，唐朝时依然有相关的记载，比如《古今录验》中疗丈夫五劳七伤的“薯蓣丸”，《洞玄子》中鹿角散都是用来疗治男子的五劳七伤。参见王焘：《外台秘要方》卷17，高文柱校注，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566页；丹波康赖：《医心方》卷28，高文柱校注，第595页。
36(10)张雷编著：《秦汉简牍医方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76~277页。
37(11)王焘：《外台秘要方》卷17，高文柱校注，第559页。
38(12)尚志钧编撰：《〈五十二病方〉药物考辨》，北京：学苑出版社，2021年，第146页。
39(13)张仲景撰：《金匮要略》卷中，何任、何若苹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40(14)马继兴等：《敦煌医药文献辑校》，第268、349页。
41(1)徐荣庆、周附：《论秦汉、晋唐、宋元中医发展的成就》，《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42(2)胡玲、周晶、张琳叶：《试论单方及单方文献的研究》，《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43(3)陈正祥：《诗的地理》，香港：商务印书馆，1978年；植木久行：《唐诗の风土》，東京：研文出版，1983年。
44(4)胡若诗：《唐诗与病》，钱林森编：《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诗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327~344页。
45(5)范家伟：《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第288~333页。
46(6)姜维公、范胜丽、孙淑琴：《从白居易诗看唐代服食风气》，《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47(7)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2册第37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81、483页；第2册第49卷，第609页；第4册第125卷，第1252页；第12册第413卷，第4574页；第16册第537卷，第6133页；第16册第539卷，第6152页；第8册第241卷，第2715页；第18册第611卷，第7049页。
48(8)参见安家琪：《唐代“风疾”考论》，《唐史论丛》2014年第2期。
49(9)陶弘景：《名医别录》卷1（辑校本），尚志钧辑校，尚元胜、尚元藕、黄自冲整理，第16页。
50(10)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尚志钧、尚元胜辑校，第57、192页。
51(11)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校释》卷8，李景荣等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
52(12)孙思邈：《千金翼方校释》卷1，李景荣等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53(13)基尔·沃丁顿：《欧洲医疗五百年--1500以来的欧洲医疗社会史》，李尚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第80页。
54(1)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55(2)盖建民：《道教与中医关系研究的学术史及其研究现状》，《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5期。
56(3)范家伟：《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第81~83页。
57(4)蒋力生：《道教服食方的类型和特点》，《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张卫、张瑞贤：《道教医学服食方研究》，《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06年第2期；黄永锋：《道教服食技术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王振国、刘鹏：《道教对中医药的影响---从本草与服食养生说起》，《中国道教》2015年第4期；章原：《葛洪与本草服食---以〈抱朴子内篇〉为中心》，《中国道教》2015年第6期；邸若虹、鲍健欣：《医道同源---浅谈道医学、道教服食方与中医学的关系》，《中国道教》2016年第4期；杨枝青、王春艳：《葛洪〈神仙传〉“仙方”小议》，《中医文献杂志》2018年第5期。
58(5)参见钟肇鹏：《道教与医药及养生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盖建民：《药王孙思邈与中华传统食疗学》，《中国道教》1997年第4期；胡可涛：《道医相融：道教药食养生文化浅议》，《中国道教》2013年第5期等。
59(6)盖建民：《道教医学》，第37页。
60(7)吉元昭治：《道教与不老长寿医学》，杨宇译，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285页.
61(8)贾剑秋：《论唐代道教对唐代文化的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62(9)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4册第133卷，第1351页。
63(10)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47~349页。
64(11)李昉：《太平御览》卷954，第4231、4232、4233、4237页。
65(12)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卷3，尚志钧、尚元胜辑校，第192、193页。
66(13)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8，刘衡如、刘山永校注，第1288页。
67(14)丹波康赖：《医心方》卷26，高文柱校注，第549、556~557页。
68(15)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校释》卷27，李景荣等校释，第585~586页。
69(16)孙思邈：《千金翼方校释》卷12，李景荣等校释，第198、205~206页。
70(1)(5)(7)马继兴等：《敦煌医药文献辑校》，第230、763、755;706、709、710;693页。
71(2)(6)(12)范家伟：《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第303~312;118~123;383页。
72(3)(4)(11)孙思邈：《千金翼方校释》卷12，李景荣等校释，第208~210;210~211;211~212页。
73(8)盖建民：《道教医学》，第13~40页。
74(9) J·G.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耿丽编译，第19页。
75(10)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5，刘衡如、刘山永校注，第1286~1287、1346~1347页。
76(13)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新史学》1995年第1期。
77(14)边和：《西方医疗史研究的药物转向》，《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78(15)冈西为人：《中国本草的历史展望》，杜石然、魏小明等译，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4页。
79(16)林富士：《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11页。
80(17)罗香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香港：中国学社，1960年，第147~162页。
81(1)夏雷鸣：《西域药物东传与中医药的繁荣》，《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
82(2)杨崇仁：《中古时期我国传统植物药与印度的交流》，《亚太传统医药》2018年第1期。
83(3)林富士：《槟榔与佛教---以汉文文献为主的探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8本第3分，2017年，第453~519页。
84(4)周金泰：《人参考：本草与中古宗教、政治的互动》，《文史》2019年第1期。
85(5)陈明：《方家、炼丹与西土药--中古道教医学与外来文化初探》，《史林》2013年第2期。
86(6) Marta Hanson and Gianna Pomata,“Medical Formulas and Experiential Knowledge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Epistem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Isis,Vol.08,No.1 (Mar.,2017),pp.1~25．
87(7) Carla Nappi,“Bolatu's Pharmacy:Theriac in Early Modern China”,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Vol.14(2009),pp.737~764.
88(8) Carla Nappi,“Surface Tension:Objectifying Ginseng in Chinese Early Modernity”,in Paula Findlen,ed.,Early Modern Things:Objects and Their Histories,1500-1800,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3,pp.31~52.
89(9)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Ming Chen,“The Itinerary of Hing/Awei/Asafetida across Eurasia,400-1800”,in Pamela H.Smith,ed.,Entangled Itineraries:Materials,Practices and Knowledges across Eurasia,pp.141~164.
90(10)李昉：《太平御览》卷954，第4236页。
91(11)贾思勰：《齐民要术》卷5，缪启愉校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350页。
92(12)苏敬等：《新修本草》卷12，尚志钧辑校，第173页。
93(13)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8，刘衡如、刘山永校注，第1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