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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朝大功与累功封爵并行机制的形成

发布时间:2023-03-23 08:27:28

摘    要:朱棣正式登极后,遵照“开拓疆土”与“削平僭乱”的大功标准册封了征安南、平辽东倭寇的将领数人。至永乐十八年(1420)与二十年(1422),朱棣创设了新的累功册封模式,加封在“靖难”之役中大功不足但又长期征战积有较高功资的将帅。至此,明代形成了大功与累功两种并立的军功封爵标准,大功勋臣多封世爵,累功勋臣多封流爵,明代军功封爵制度的基本框架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封爵制度;大功、累功封爵模式;明成祖;永乐北征;


The Formation of the Parallel Nobility Award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Great Military

Achievements and the Accumulated Military Achievements in the Yongle Dynasty

Qin Bo


Abstract:Zhu Di created a new model of cumulative meritorious awards, and awarded the generals who had not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in the “Jingnan”campaign, but had accumulated high meritorious contributions in the long-term war. So far, the Ming Dynasty has formed two standards of military merit awards, namely, great military achievements and accumulated military achievements. Many of the great merit ministers' descendants were be allowed to inherit the titles and many of the accumulated merit ministers 'descendants were not allowed to inherit.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military merit award system in the Ming Dynasty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Keyword:The System of Nobility Awarding; The Great Military Achievements and The Accumulated Military Achievements; Ming Chengzu; Yongle Emperor's Northern Expedition;


近年来明代军功封爵的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但相关制度的演进细节仍需进一步探析,其中永乐朝以后大功与累功两种封爵模式并存的重要制度变化尚未明确揭示,特别是累功封爵的基本事实尤其模糊不清。朱棣夺取天下大封“靖难”功臣后,延续勋封旧制又做损益以册封新贵,这些新封勋臣明显存在以一次大功封世爵与久任积累功勋封流爵的两种模式。所谓“大功”,也就是明人所总结的“开拓疆土,削平僭乱”,1“靖难”大封之后成祖所封征安南、平辽东倭寇将领亦属此类。由于永乐之后真正达到开疆拓土级别的征伐逐渐减少,因此“大功”更多的是指“削平僭乱”之功。累功流爵之封是永乐朝开始出现的新的封爵模式,用以褒扬久经战守但缺少社稷大功的高级将领,这类封爵在洪熙、宣德以后相沿成例。虽然累功封爵主要作为大功封爵的辅助机制而设置,并未被明廷大量采用,但仍是军功封爵制度演化的重要环节,反映了皇朝统治稳定时期勋封制度的调整趋向,因此有必要加以详细考论。为此,笔者草拟小文,尝试在考辨史事的基础上揭示永乐朝大功与累功两种封爵机制的运行特征,勾勒“开国”“靖难”大封以后明代勋爵制度的基本发展走向。


一、征安南、平倭寇大功封爵与封爵的事例法特性

永乐六年(1408),成祖加升南征安南的将士,这是永乐朝仅次于“靖难”大封的集体封赏,挂征夷将军印充征讨安南总兵官的“靖难”新城侯张辅被晋封英国公,充征讨安南左副将军的“开国”功臣西平侯沐晟晋封黔国公,战功卓著的“靖难”清远伯王友被加升清远侯,时任都督佥事的柳升也因“抒忠效力,数立奇功,穷追海滨,生执贼首”而被封安远伯,战死沙场的都督佥事高士文被追加建平伯,以上诸爵皆子孙世袭。2《明功臣袭封底簿》及郑晓、王世贞等人所编功臣年表有关柳升、高士文封爵功次的记载与《明实录》相一致。永乐朝征讨交趾并设布政等三司专门统辖,是“开郡县于万里,拓振古之封疆”3的重要战绩,统军大帅及功勋突出的战将理应得封世爵。需要说明的是,明代比较注重褒奖战死将士,对一般将士而言,正德《明会典》录有洪武十九年(1386)条例,即“从征官没于阵所者,子孙袭职升一等”,又有永乐四年(1406)规定一家阵亡二三人者,升二级。4对于统兵主副大将临阵死节疆场,更不吝优恤升赏,如交趾死难都督高士文准子孙世袭建平伯就属典型一例。但如果领兵将帅指挥不当,陷土失地,兵败而亡,多会遭到严重责罚。


广宁伯刘荣的爵赏也得自于一次大功,即永乐十七年(1419)夏的辽东剿倭之捷。根据《明太宗实录》所附刘荣小传所载,当时镇守辽东的左都督刘荣将海上来犯的倭寇诱至空堡,“合兵围数匝,尽覆之”,5因此被赐伯爵世袭。永乐十七年的这场剿倭之战无开疆展土之功,在战争规模及战事激烈程度等方面不能与洪武朝征西、征滇6及永乐朝征南等持续数年的大战相比,但此役仍可称“削平僭乱”的重要战事。首先,刘荣所部歼擒甚多,据《明太宗实录》所载,“斩首千余级,俘其余众送京师”。5查朝鲜王朝方面的记载,云刘荣此役“生擒百十人,斩七百余级”;7而万历朝辽东督抚考覆辽东往年守将功次时也称刘荣以斩“倭首七百级”封广宁伯。8综合这些记载可知,即使《明太宗实录》中“斩首千余级”的说法有所夸张,刘荣军起码也有斩杀并俘虏倭寇共计八九百人的战绩。除斩获可观外,更重要的是明军通过此战遏制了明初倭寇连年来犯的势头,刘荣因此有“寇害屏息,傍海千余里,兵民安生乐业”9的时誉。


另外,刘荣虽主要以歼灭大股倭寇而一战封爵,但仍有其他优势条件。再考《皇明功臣封爵考》所录刘荣诰券文辞,其曰:


昔奉天靖难之时,间关行阵,破锐摧坚,殄戮奸回,屡建勋绩,论功行赏之际,以尔从征几误事机,是以止授都督。暨朕征讨胡寇,尔能奋忠贾勇,勉效劳勤。比者命守边陲,益殚心膂,乃克遵朕号令,殄灭倭寇。眷此功能式副委托之重,用申恩数以示崇报之公。10


朱棣在铁券中尤其指出,刘荣其实本有以“靖难”功勋直接膺爵的资格,只因“几误事机,是以止授都督”。这里提到的“几误事机”,在《奉天靖难记》中有具体记载。建文四年(1402)二月,燕王麾下有“都指挥刘江将兵三千往徐州断贼粮道,趑趄不进,上怒,欲斩之,诸将叩头固请”,11此刘江即刘荣,因刘荣在袭职之后曾冒父名为刘江。12刘荣死后被追封为广宁侯,再加勋号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5仍属“靖难”功臣序列。与刘荣情况类似者还有清远侯王友。王友在“靖难”战役中功勋卓著可当封侯,却“以骄纵特挫抑”为伯爵,后王友南征交趾时又“摧锋破敌,屡著茂勋”,因此得以晋世侯,并补加“奉天靖难”之勋号。13从刘荣的事迹中不难看出,明廷册封燕邸出身的军将时,无论他们以何种功勋膺爵,所颁铁券文书中常要首镌其“靖难”战绩。对于燕军老将而言,即使他们未以“靖难”大功遽封,但“靖难”之役中的表现仍对他们以后能否晋阶勋爵起重要作用。


永乐朝征安南、剿倭寇两次大封体现了如下两个封爵规律。第一,受封者都是都督佥事以上的统军主副将,不再有“靖难”大封时以都指挥越级直封侯、伯者。14第二,新封的功臣多为伯爵,少有公、侯,公、侯两爵需由伯爵再立功才可累加。这两个册封规律也为明代后世所遵循成制,反映出王朝统治进入稳定时期以后,军功封爵阶序性的增强。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王朝常以攻城略地与斩俘数量作为赏功的主要标准,朱元璋不仅十分重视将领开拓疆土之功,也颇注重战役的斩获数级。如《明太祖实录》记邓愈、沐英在洪武十年(1377)平西番川藏部落时“斩首甚众”,15又详记洪武十五年(1382)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等平云南乌撒等部,“大败其众,斩首三万余级,获马牛羊以万”。16记载“靖难”事迹的史料中也常见燕军将士斩首平安军五千余级、斩首李景隆大军“十余万级”“万余级”17等,这些记载或失于夸大,但也反映出朱棣强调斩获功级的事实。在永乐以后开疆拓土大征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明廷议功定爵的标准进一步确立,除军事行动的规模、军事胜利的战略意义外,斩获级数作为封爵参考条件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如刘荣指挥辽东剿倭一役斩捕敌寇近千人的数量就着实可观,这也是他得以封爵的原因之一。


战争规模与战略意义的大小难以量化考核,需视具体战况而论,只有斩获数量是比较客观可衡量的战功标准,但在永乐以后普通军官斩获功升制度不断细化的情况下,18查历朝会典及政书,也不曾详列将帅指挥战役斩获首虏多少可拟封爵。实际上,明廷不对封爵斩擒级数做特别细化的规定也有一定的原因。重大战役的战场形势通常复杂多变,在这种情况下,设置过于僵化的斩擒封爵条规并不现实。另外,勋爵册封制度不同于一般的军功升除,是非常开设的朝廷至高赏赉,与皇朝统治紧密相关,具有彰显皇权威严的特殊作用,同时也常随皇权统治的需要而适时调整,因此明朝官方一向强调勋爵“不论品级,取自上裁”,19或“封爵大典,原系特恩”,需“请自上裁”。20所以朝廷册封勋爵时就不宜设置过于细致且固定的斩擒数级以免弱化军国要典与朝廷重赏的意义。不过,从历朝封爵的情况来看,封爵的斩获量级也有一个大致标准。明代依照征战对象不同划分斩获功次的轻重,以斩擒迤北蒙古各部为最重,“辽东女真次之,西番及苗蛮又次之”,剿捕内地变乱者最轻,21如将领指挥与蒙古各部的战役,一般需斩擒三四百级以上才可定为封爵大功;指挥平定内地民乱、苗乱与西番之乱的战事时,则要至少要斩擒千级才可拟议封爵。


由于封爵大典不常开设,也不定细化标准,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每遇将领获立重要战功,明廷吏、兵等部除覆议本次战胜的具体情况外,还需参酌此前的封爵成例,以考量指挥将帅能否封爵,明代政书《皇明功臣封爵考》对此流程总结为,“遇封拜则核故实,议可否以闻”。22如正德八年(1513),武宗欲以平刘六、刘七之乱冒加监军太监谷大用弟都督大亮、陆訚侄锦衣卫指挥陆永为勋爵,特命兵部依照此前宁夏游击仇钺平定宁王之乱封爵的成例拟议封拜。23再如万历朝辽东督抚等臣为总兵李成梁请封时,历数包括永乐十七年刘荣剿倭之功在内的诸次辽东封拜功次。24吏部覆议勋臣子孙袭爵事宜时,也常比照前朝封拜典例奏请该爵停袭或降袭。如嘉靖五年(1526),丰润伯应袭子孙曹栋奏请嗣爵,吏部审核丰润伯获封缘由后认为,曹栋祖先第一代丰润伯曹义“虽历有镇守边功”,但其功非“开国”“靖难”勋臣可比,后代似应降袭为一般军官。25总之,明朝很多制度都有参照前例执行,最终前后事例相沿成规的特色,这一点在勋爵册封制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永乐十八年及二十年的累功封爵模式

成祖在永乐十八年及永乐二十年还较集中册封了郭义等六名武将,依照《明实录》《明功臣袭封底簿》及碑铭资料,兹将六人的受爵情况制(如下页表1)。


如表1所示,这六名功臣被封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他们均出身“靖难”燕军旧部,且以最嫡系的燕山三护卫为多,是朱棣的亲从近臣。第二,他们在封爵之前,均有超过十年任都督佥事以上高级军职而不升迁的经历,其中郭义、薛禄、朱荣三人更是任最高军职正一品左右都督十年以上。第三,所封子孙承袭指挥使的流爵占五名,世袭伯爵仅一名。


至于郭义等六臣的封爵缘由,《明实录》《明功臣袭封底簿》等官方文献不详载,而《皇明功臣封爵考》一书又不录流爵铁券文书。由于文献不足征,明中期以后的史家倾向于以“修造”“征北”“战胜”等概括六臣的封爵功次。实际上,六臣被封的原因较为复杂,不能简单归类,兹在挖掘、考析明代官私诸家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郭义等人的膺爵功次做具体阐述。


表1:永乐十八年、二十年所封勋臣表


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条记载,郭义、薛禄、金玉、薛斌四人同时被封流爵,子孙世袭指挥使,26然而该条目未明载四人所凭军功。作为官方档案的《明功臣袭封底簿》也不详列四人具体的封爵功次。27杨士奇在所撰阳武侯薛禄神道碑中云,薛禄在永乐十五年(1417)“董修缮”北京宫殿,至十八年宫殿成,加封勋爵。28依照杨士奇行文,薛禄是因督理京城修建之功而受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永乐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就将薛氏功勋归类为“督造宫殿”29类,所言当本自杨士奇的记载。《永乐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又以薛禄为标准,将同在永乐十八年十一月被封的郭义、金玉、薛斌三人一概视为营造宫殿功臣。29不同于《弇山堂别集》的说法,《吾学编》《皇明功臣封爵考》就将薛禄、金玉、薛斌三人归为“征胡”勋臣,《吾学编》又列安阳侯郭义为“战胜”功臣,《皇明功臣封爵考》列郭义为“靖难”功臣。30诸书记载互有出入,又讹误颇多,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辨析。


第一,《弇山堂别集·永乐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将郭义、薛禄、金玉、薛斌统归为“督造宫殿”功臣,明显有误。核对《明太宗实录》所录永乐十五年(1417)京城修建大臣名录,内有薛禄、金玉,但不见郭义、薛斌之名。31再查郭义、薛斌二人履职情况,郭义永乐十八年受封时身在南京,32薛斌长期专管三千鞑靼马队,33二人应没有参与过北京督造。至于薛禄、金玉是否如王世贞所言仅仅凭营造之功封爵,亦可质疑。明代武官提督营造,尤其是主持北京城建这种重大工程,确实可视作一种特殊军功。但由于修造又不比实战,因此明代仅有朱元璋、朱棣两代强势君主力行册封为自己建造陵寝的武将。其中洪武十五年所封崇山侯李新系修造朱元璋孝陵功臣,但李新本“开国”老臣出身,曾随朱元璋征伐四方,屡有战绩。(34)永乐十三年(1415)长陵修成时,明成祖又晋封主持修造的武义伯王通为成山侯。35与李新所封“崇山侯”类似,王通的爵名也有“修成山陵”的取事含义。但王通先因其父王真“靖难”战死被准封袭武义伯,也非仅以修造膺爵。洪熙朝以后,朝廷不再册封修造皇陵之武臣,除个别冒滥轻封外,其他主持各类营造的武将一般也不再享爵禄之荣。可以说,明初就少有武将单凭修造之功膺爵,直至明代中期,单纯以修造功直接封爵者更被视为冒滥。


第二,《吾学编》《皇明功臣封爵考》等书仅视薛禄、金玉、薛斌为“征胡”功臣,也不尽准确。明代文献中所谓“征胡”功,泛指出击北方蒙古诸部,具体到薛禄、金玉、薛斌三人,实指随成祖扫北。薛禄在永乐八年(1410)、十二年(1414)两次从征漠北,36八年曾充北征“骠骑将军”。37金玉也曾两随大驾北征,永乐八年领“鹰扬将军”37名号专督大军殿后,38十二年又充北征大营副将。39可知薛禄、金玉二人在扫北过程中有比较重要的作用。薛斌在永乐八年也曾任北征骠骑将军,40并在回朝后自左军都督佥事升同知。41成祖第二次北征时薛斌也曾任扈从骑将。42但通查《明太宗实录》,仅有安远伯柳升一人明确因“北征功”43被晋封为侯爵,此为加爵而非首次册封,其他历次北征中充将军、副将的都督武臣,不见单纯凭借北征之功被径授爵级。明成祖历次北征虽然声势浩大,但明军或以巨大伤亡为代价取得胜利,或根本未取得战略性成果,44因此单独某次北征功在当时均未被认定为可直接加爵的大功。


第三,郭义的膺爵资格尤其不明。排查《明太宗实录》所载郭义军事履历,终永乐一朝久驻南京执掌五府,除原“靖难”功勋外少有其他战功。


综上所论可知,郭义等六人既非单纯以修造功封爵,也不完全是因随驾北征而获封。进一步查永乐十九年(1421)五月成祖正式颁赐薛禄、金玉、薛斌铁券时所下诏书云:“卿等事朕久,勤劳亦多,所以致此不易。”45由此可大致认定三人因久在军中效力,积累功劳得爵。按照这一标准,以履历最详的阳武侯薛禄而言,他在“靖难”、北征战事中居功较大,于永乐八年升为右都督正一品军职后,十年未再升迁,在此期间内,薛氏又有从驾扫北及修筑宫殿诸军功。36在成祖眼中,薛禄的这些积年功业不足以获膺世爵,但可加子孙世袭指挥的流侯以为酬赏。金玉的情况与薛禄类似,他随燕王“靖难”,至永乐三年(1405)升任都督佥事后,十五年未再升迁,其间又两次随驾北征,并参与主持营建京城,还平定过山西广灵等地的“山贼”之乱,46累有功次,终晋流伯之爵。


再试解薛斌得爵之原委。薛斌本名脱欢,其父薛台洪武朝以故元遗官归降,隶燕山右护卫为指挥佥事,薛斌后袭父职并与弟薛贵随朱棣起兵“靖难”。47从现有资料的记载来看,薛斌经“靖难”与成祖第一次北征升都督同知后,十年未再加官,其间曾随驾扫北一次,虽属久任都督不升,但所积事功并不多,不及阳武侯薛禄与惠安伯金玉。不过,薛斌是燕军胡骑旧部,与永乐皇帝具有非常紧密的扈从关系,这应是他最终得以晋封流爵的重要原因。据《双槐岁钞》记载,在“靖难”小河之役中,朱棣所乘枣骝马中箭,当时有“胡骑官军最近左右者”之一的脱火赤为枣骝拔箭,此脱火赤即薛斌弟薛贵,48可知薛氏兄弟潜邸亲近的身份。终永乐一朝,薛斌延续胡骑统帅的职责,执掌随驾三千鞑靼马队,仍为成祖侍从近臣。


郭义封爵的原委与薛禄、金玉、薛斌三人更有所不同。郭氏燕山护卫出身,“靖难”后升都指挥佥事,在永乐五年(1407)由都指挥佥事直接升为右都督,49可谓超擢。但郭义除“靖难”从征外,此前参与的重要战事仅有永乐初随清远伯王友巡海捕倭,然而这次剿倭并不成功,甚至引起皇帝震怒,50难称战绩。又《明太宗实录》附郭义小传有载,郭氏在“靖难”之役中有“奋不顾身,杀伤过当”51之能。由此可知,郭氏在永乐五年之所以能越五级躐升右都督,应得益于“靖难”期间较突出的功劳。自永乐五年任右都督始直至封爵前的十三年内,郭义长期执掌南京五府事务,老而不衰,51但未再领兵。《明史》有云,郭义“数从出塞,有功,封安阳侯”,52指他以累从北征封爵,这一记载应不确。逐年详核《明实录》记载,郭义永乐八年二月私役军士贩运被御史弹劾,皇太子以其“武人不谙法,且老矣”,53故赦免之。当时皇太子留居南京监国,可知永乐八年郭氏身在南京,不可能参与第一次北征。又《明实录》永乐十三年六月己丑条载,郭义“先坐受赇”而免职,至是“上念其功命复之”。54因此,永乐十二年时郭氏很有可能仍在罪废中,更难侍驾北上。


通观郭义升都督之后的为官事迹,非但少有军功,反而常因诸不法事被言官弹劾,皇帝、太子在惩戒他的同时又多有宽宥回护。55综上所述,郭义一生所立重要功勋仅有“靖难”从征一项,但他的功劳与地位又不及当时遽封爵赏的侯伯。从《皇明功臣封爵考》列郭义为“靖难”勋臣的情况来看,郭氏基本上是以“靖难”旧功被强行补封为流侯。另外,《吾学编》仅模糊言郭氏为“战胜”功臣,56可见相比永乐朝所封其他流爵,郭义的膺爵资格比较勉强。


综合对比郭义、薛禄、金玉、薛斌的“靖难”旧功及自永乐改元至永乐十八年封爵前的诸种军功,郭义并非经年功劳最显者,但四人同封时,郭义反而排名最先,且郭义与总体功资较高的薛禄同享岁禄一千一百石,高于金玉八百石与薛斌九百石之禄。57朱棣这样的安排略显不公,应另有缘由。再考郭义、金玉、薛斌生平,有一现象值得注意,即他们在得爵第二年均相继去世,郭义甚至生前没能及时接到封爵敕命,58可见三人封爵前已老病将逝。这表明成祖册封郭义、金玉、薛斌三人,有集中抚慰老臣的目的,59这也可以解释郭义为何在未立显著新功的情况下被放宽标准授予流侯爵禄。另据《明功臣袭封底簿》记载,郭义在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即投朱元璋选充百户,后转燕王护卫军伍,连续为朱元璋、朱棣父子效劳五十年,至永乐十九年卒时应已年逾古稀。60薛禄早年以燕军小卒历战起家,至宣德五年(1431)以七十三岁寿终,在永乐十八年得爵时六十余岁。61金玉袭父职为羽林卫百户,后调燕山左护卫;薛62斌袭父职为燕山右护卫官,63二人都是第二代明军军官,年资更低。从优恤老臣的角度而言,郭义是四人中年龄最长,从军时间最长的“靖难”老臣,这应该是他在排名、岁禄方面被特别提升的重要原因。


在揭示永乐十八年郭义等人封爵原因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分析永乐二十年九月所封朱荣与薛贵的情况。朱荣、薛贵二人同在成祖第三次北征结束后被授爵禄,64朱荣曾任北征前锋官,65而薛贵也参与了此次御驾征讨。查《明功臣袭封底簿》中的勋臣履历,朱荣“永乐八年迤北征进有功,永乐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封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武进伯”,66又言薛贵永乐二十年随驾北征,“大获克捷,本年九月十七日升安顺伯”,67主要强调二人因随驾北征而膺爵。《吾学编》《皇明功臣封爵考》将朱荣、薛贵归入“征胡”68勋臣,无疑也是强调随驾北征。另王世贞《永乐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更直接认定朱荣、薛贵以“北征功”69封爵。不过,《皇明功臣封爵考》中收录有武进伯铁券原文,另曾任大同巡抚的罗亨信曾为朱荣撰写神道碑,比读朱荣铁券文书及碑铭资料,可知他得爵的直接契机虽然是参与永乐二十年第三次北征,但又并非仅以北征功受封,而属久任都督总兵战守,累功封爵。根据朱荣神道碑铭,朱氏以大宁前卫副千户归降燕王,凭“靖难”功升都督佥事,经安南之役升右都督,在永乐八年因北征功升至左都督,此后又参与了永乐十二年及永乐二十年的北征,自永乐十二年后连续镇守辽东、大同等地,直至封爵。70再核对武进伯铁券文书,其中明确罗列的朱氏功勋有三,除“靖难”旧勋之外,另外两条是“往征胡寇”和“镇守边陲”,71“往征胡寇”即指扈从征北,“镇守边陲”即指守卫辽东、大同诸镇。券文又言,朱荣“茂膺隆眷,积有岁年”,因与明成祖“相从之久,用申恩数之荣”71以获封,其意表明通计朱氏积年功劳,并非特别强调“往征胡寇”的“北征”之功。


武进伯朱荣是永乐朝所有累功勋臣中唯一封世爵者,这与他在“靖难”军将中较突出的地位与功劳有关。朱荣在成祖燕军旧部中一直官阶较高,“靖难”起兵之初他已任燕军左军副将,与“靖难”后封侯伯的李濬、孟善、徐理等相俦。72南征交趾时,朱荣与张辅、柳升等大帅协同战守,他“虽效劳勤,然屡以怠忽废事”,被成祖“略过叙功”升左军都督府右都督。73可见,以朱荣的军功资格,他早在南征交趾时就有机会以一次大功晋封世爵。另外,朱荣升任左都督之后久镇辽东、大同近十年,这些功劳已超越当时所有其他累功封爵者,因此享世爵也不为过。


安顺伯薛贵即永顺伯薛斌之弟,兄弟二人同为达官出身的燕邸护卫军将。薛贵先在“靖难”之役中有救驾之功,永乐八年随驾北征升都督佥事,后又护驾北征两次以至封伯,67虽可概称以北征获封,但本质上仍是久任累功得爵。另外,薛贵历年军资与同封伯爵的朱荣有一定的差距,由此可见,薛贵膺爵显然多得益于胡骑忠臣的背景。


综上所述,永乐十八、二十年的六臣之封已与此前“开国”“靖难”大封及各种征战大封“开拓疆土,削平僭乱”的封爵标准不尽相同。其中薛禄、金玉、朱荣可视为典型的久任都督积功封爵者;薛斌、薛贵在久任积功的基础上有旧侍恩封的因素;郭义虽久有劳苦,但“靖难”之役后新立军功着实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属老臣抚恤授爵。以薛禄、金玉、薛斌、朱荣、薛贵为事例,能够大体总结出永乐朝累功封爵的模式,即在“靖难”战役中有较高功资的武职,官至五府各级都督后十年以上未再升迁,其间又有若干战守功劳,可酌情授予子孙承袭指挥使的流爵以为嘉奖,个别功勋突出者可直授世伯。相比大功封爵以指挥战役的规模、战略意义及斩获数目为主要考量标准,永乐朝累功封爵更偏向考量功臣在军中的任职年限与常平资历。


三、累功流爵机制的利弊

实际上,明代勋臣的“开国”“靖难”大功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由累次战功通计而成。朱元璋“开国”战争经十余年才结束,洪武三年(1370)册封功臣之时,他在诰券中详列诸将累年节次战绩。朱棣前后四年征战夺取天下,在开“靖难”大封时,也历数勋臣各次攻城占地的事迹,如成国公朱能世券云:


咨尔佥左军都督府事朱能,事朕藩邸,匡济艰难。首擒凶恶,即夺九门。克蓟州,复遵化,收密云,追获于滦河,乃破雄县,遂定漠州。击真定而援永平,战壩上而取广昌。西下蔚州,迎敌白沟,战无遗力,大捷沧州。至于夹河之剿戮,藁城、西水之俘擒,破垒东阿而遂收东平,摧坚汶上而剪敌淝水。小河之决策南行,灵璧之先登陷阵,涉淮泗,取盱眙,爰渡大江,遂清畿甸。74


只不过“开国”“靖难”诸功绩具有“改朝换代”的重大历史意义,故视为一体之大功。相比“开国”“靖难”大功及洪武、永乐两朝“平西番”“平云南”“平安南”等一次大功,永乐朝所封薛禄、朱荣等人的累功,则专指平常征战与镇守中所立功劳。


由于朱棣以武力强夺其侄朱允炆之帝位,“靖难”战争的规模与进程又不比洪武“开国”战争,兼之永乐朝以后严格意义上开疆扩土的征伐减少,因此朱棣所封功臣的大功资格在明人看来实有可商榷的余地。明初朝野人士慑于成祖威严,对此避而不谈,至明代中后期士人才偶做批评。如何乔远在《名山藏》一书中言:“永乐之间,内难削平,以七战论功,既而北驱残虏,南缚交酋,西靖羌番,东捕倭韩,降胡厮养,往往登封。”75再如王世贞也认为,“靖难”诸将“大战不过十余,所定军府不过三四而已,毋论中山、开平,其视曹、卫、宋、颖而下,抑何径庭”。76朱棣自己必然深知这种不可言说的情状,因此在“靖难”大封时就多封伯爵而少封公侯,登极后又多以累功册封流侯、流伯。累功流爵的册封机制既能保证勋爵体制在国家承平时期的运行,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把控爵赏等级,故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但也要看到,累功授爵的考功标准比较模糊,难免更多掺杂亲旧推恩的因素。相比大功封爵以将帅一次重大战绩为评判对象,累功封爵的评判更难把握,即使有吏部与兵部议功论赏,也较难全面且公平地衡定武职累年功勋的高下。在永乐一朝,累功资历相仿的军官孰封孰不封,也无绝对的准则。例如,随驾北征是永乐朝重要的累功功次,永乐第一次北征中,有都督曹得、马荣、朱荣任各营领兵副官,77又有都督刘江、薛禄、冀中、金玉领将军名号统前哨作战;78第二次北征有都督马旺、陈翼、程宽、金玉、马英、章安、朱崇、费献、胡原、曹得、谭青、马聚充各营主副将,都督刘江、朱荣领先锋;79第三次北征有都督朱荣任前锋官。80可以说,以上这些都督将帅都是久随朱棣征战,累功资格较突出,整体勋资仅次于“靖难”大封功臣的宿将。其中刘江、薛禄、金玉、朱荣四人在永乐朝得享爵禄,而其余诸将的功资也并不一定就比这四人低。如曹得“靖难”中“以一当百”,升都督职衔后又有数次随驾北征等功劳,至永乐十九年卒,终身未晋爵级。81另外马荣、朱崇、程宽三人死后被朝廷分别追封为景城伯、平阴伯及保昌伯,82可见朝廷也认为他们的生前功业接近可封爵的水平。


由于累功封爵存在不易审定的特点,因此这一机制在洪熙、宣德朝以后主要作为大功封爵的补充机制而运作,并未被广泛采用。至天顺朝以后,明廷间以累功封爵议封时,还要通计将领历年所积首虏数,强化对他们斩获情况的考量,笔者将另外撰文对这一制度调整加以考论。


还需要指出的是,流伯作为勋爵秩级的最低一等,爵禄不延世,子孙仅承袭原指挥使一级官位,封流伯者的实际地位与一、二品的都督武职差距尚不大,83因此明廷对流爵的册封有时比较随意,部分臣子也因特殊政治缘由被滥授流伯之位。早在永乐六年,成祖就封左军都督同知许成为推忠效义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永新伯,流爵子孙世袭指挥使,受封原因是以其“发谭深等之奸也”。84所谓“发谭深等之奸”,是指当年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在太祖宁国公主驸马梅殷上朝时,趁机指示将梅殷推入御河淹死之事。85梅殷是明“开国”功臣汝南侯梅思祖之侄,同时也是燕王朱棣的妹夫,但梅殷在“靖难”期间为建文帝坚守淮安,与燕军对战。86按照郑晓《吾学编》等史料的说法,朱棣登极后表面上宽恤梅殷,但仍预计除之:


永乐二年冬,都御史陈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与女秀才刘氏朋邪诅祝,几得罪。明年冬入朝,殷仇家都督谭深、指挥赵曦令人挤殷死笪桥下,曦又诬殷自投水死,都督许成发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对曰:“此上命也,奈何杀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齿,斩之。87


梅殷玄孙成化朝任凤阳中都副留守的梅纯只称梅殷被“奸谀乃擅窃害之”,未敢明言梅殷之死与朱棣有关。86按常理来说,想必是朱棣曾授意谭深、赵曦二人罗织梅殷罪名,陷害梅氏于死地,但谭深、赵曦的行动反而泄露了朱棣的阴谋,使皇帝威严大失。在这种情况下,朱棣只能再安排都督许成假意揭发谭深、赵曦的罪责,将谭深、赵曦下狱灭口以收拾残局,并安抚宁国公主及梅殷后代。综合来看,许成之封伯不过是朱棣清洗梅殷失策后借以挽回颜面的手段。流伯待遇虽不及世袭勋爵,但仍是军功封爵的一个正式秩级,因此滥授流伯仍是对军功封爵公平性的破坏。


四、结语

至永乐朝,明廷主要依据主将指挥战役的规模、战略价值及斩获多少封赐爵禄,形成事例法特征明显的军功封爵原则,勋爵制度的体系进一步完善。至永乐末年,朱棣又册封部分十年以上不曾升迁但久积功勋的都督佥事以上的旧将,建立了相对注重考量将帅积年勋资的累功封爵机制。至此大功、累功两种封爵机制并存,大功功臣主要封世爵,累功一般先封流爵。相比大功封爵,累功封爵更适应国家承平少征伐时期的需要,是因时制宜的制度调整,但其量功标准不易把控,与老臣推恩封爵的界限模糊,因此累功封爵机制虽在洪熙、宣德以后沿袭不废,但并未频繁采用。天顺朝之后,明廷册封累功勋臣时又较注重他们历年的斩获情况,考量功级的原则性又有所增强。


注释

1《明功臣袭封底簿》卷1《宁晋伯》,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55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68页。


2《明太宗实录》卷81,永乐六年七月癸丑,台北: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1079~10 81页。


3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4《黔国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450页。


4正德《明会典》卷106《兵部一·除授官员·升赏功次·事例》,东京:汲古书院,1989年,第428页。


5(1)(3)(10)《明太宗实录》卷224,永乐十八年四月戊午,第2206;2207;2207页。


6(2)洪武朝征西、征滇勋封的具体情况,见拙文《论洪武朝的征西功封》,《青海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7(4)《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4,世宗元年七月乙卯,京城帝国大学图书馆影印本。


8(5)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 2《速把亥列传》,《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9(6)杨荣:《文敏集》卷17《故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广宁伯追封广宁侯谥忠武刘公神道碑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0页。


10(7)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5《广宁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册,第527页。


11(8)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4,洪武三十五年三月丙午,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83页。


12(9)叶盛:《水东日记》卷40《刘江本名荣》,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85页。


13(11)《明太宗实录》卷81,永乐六年七月癸丑,第1080页。


14(12)《明太宗实录》卷12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申,第194~199页。


15(13)《明太祖实录》卷112,洪武十年五月癸卯,第1858页。


16(14)《明太祖实录》卷146,洪武十五年七月乙亥,第2295页。


17(1)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2,洪武三十三年四月己未、庚申,洪武三十三年五月己卯,第112、115、117页。


18(2)见《明宪宗实录》卷177,成化十四年四月庚子,第3191页;正德《明会典》卷106《兵部一·武选清吏司·铨选·升赏功次》,第2册,第42 8~431页。


19(3)《明太祖实录》卷70,洪武四年十二月乙酉,第1298页。


20(4)赵志皋:《内阁奏题稿》卷4《题边功爵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7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21(5)正德《明会典》卷106《兵部一·除授官员·升赏功次》,第428页。


22(6)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册,第301页。


23(7)《明武宗实录》卷97,正德八年二月丙午,第2037页。


24(8)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2《速把亥列传》,《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6册,第219页。


25(9)《明功臣袭封底簿》卷1《丰润伯》,第59页。


26(1)《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九年十月丁未条载薛斌初任燕山右卫指挥佥事(见《明太宗实录》卷242,永乐十九年十月丁未,第2292页),但结合《明功臣袭封底簿》及《明宪宗实录》所附薛斌后代薛辅的小传,可知薛斌家族本任职燕山右护卫,而非燕山右卫。


27(2)《明太宗实录》卷232,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甲寅,第2242~2243页。


28(3)见《明功臣袭封底簿》卷1《安阳侯》、卷2《惠安伯》《永顺伯》、卷3《阳武侯》,第148、295、365、447页。


29(4)杨士奇:《东里文集》卷12《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太保阳武侯追封鄞国公谥忠武薛公神道碑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83页。


30(5)(6)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38《永乐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78;686、687页。


31(7)郑晓:《吾学编》第17《皇明异姓诸侯表》,《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58页;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总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册,第305页。


32(8)《明太宗实录》卷188,永乐十五年五月戊子,第2003页。


33(9)《明太宗实录》卷233,永乐十九年正月戊寅,第2253页。


34(10)《明太宗实录》卷145,永乐十一年十一月乙未,第1716页。


35(11)《明太祖实录》卷150,洪武十五年十二月乙亥。第2366~2367页。


36(12)《明功臣袭封底簿》卷3《成山伯》,第523页。


37(1)(12)杨士奇:《东里文集》卷12《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太保阳武侯追封鄞国公谥忠武薛公神道碑铭》,第183页。


38(2)(3)《明太宗实录》卷102,永乐八年三月戊辰,第1323页。


39(4)《明太宗实录》卷102,永乐八年三月戊辰,第1323页;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8《诏令杂考四·北征军情事宜》,第1689页。


40(5)《明太宗实录》卷148,永乐十二年二月庚戌,第1732页。


41(6)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8《诏令杂考四·北征军情事宜》,第1681页。


42(7)《明太宗实录》卷107,永乐八年八月丙辰,第1386页;《明功臣袭封底簿》卷2《永顺伯》,第365页。


43(8)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十一年末朱棣准备第二次御驾北征时,薛斌奏称所领随驾三千马队官军员缺,成祖于是命在京及扬州、高邮、泗州各卫并浙江各都司“选精者壮者”补之(见《明太宗实录》卷145,永乐十一年十一月乙未,第1716页)。永乐十二年四月,成祖正式北征时曾特下蒙古文敕命给薛脱欢、吴允成等随征达官以传达军令(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8《诏令杂考四·北征军情事宜》,第1693页),此薛脱欢无疑就是薛斌。


44(9)《明太宗实录》卷107,永乐八年八月壬寅,第1382页。


45(10)林延清:《朱棣五征漠北应重新评价》,《南开史学》1989年第2期。


46(11)《明太宗实录》卷237,永乐十九年五月壬戌,第2273页。另郭义在永乐十九年正月死,故未及领受铁券。


47(13)《明太宗实录》卷176,永乐十四年五月甲午,第1923页。


48(14)郑晓:《吾学编》第1 9《皇明异姓诸侯传》卷下《薛斌》《薛贵》,《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5册,第216页。


49(15)黄瑜:《双槐岁钞》卷3《长陵八骏》,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7页。


50(1)《明功臣袭封底簿》卷1《安阳侯郭义》,第147页。


51(2)《明太宗实录》卷32,永乐二年六月乙未,第574页。


52(3)(4)《明太宗实录》卷233,永乐十九年正月戊寅,第2253页。


53(5)《明史》卷155《郭义传》,第4249页。按郭义曾在洪武年间数随燕王朱棣北伐,《明史》编纂者或将这一史实错记为郭义在永乐朝曾随驾扫北。见《明功臣袭封底簿》卷1《安阳侯》,第147~148页。


54(6)《明太宗实录》卷101,永乐八年二月甲寅,第1319页。


55(7)《明太宗实录》卷165,永乐十三年六月己丑,第1856页。


56(8)又永乐九年(1411),郭义与诸掌府都督徐膺绪、周长、费义、曹隆“坐旷职,发交阯立功”,成祖“寻宥之”;一年后郭义又因不陪享太庙祭祀,被弹奏鞫问。见《明太宗实录》卷112、卷124,永乐九年正月庚辰、永乐十年正月戊申,第1432~1433、1561页。


57(9)郑晓:《吾学编》第17《皇明异姓诸侯表》,《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5册,第158页。


58(10)《明太宗实录》卷232,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甲寅,第2242~2243页。


59(11)《明太宗实录》卷233、卷239、卷242,永乐十九年正月戊寅、永乐十九年七月戊寅、永乐十九年十月丁未,第2253、2283、2292页。


60(12)永乐十八年恰北京宫殿落成,虽然薛禄等四人并非全以修造功膺爵,但成祖选择在当年册封诸老臣,或许也有与老将共享太平盛世之意。


61(13)《明功臣袭封底簿》卷1《安阳侯》,第147~148页。


62(14)杨士奇:《东里文集》卷12《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太保阳武侯追封鄞国公谥忠武薛公神道碑铭》,第182、184页。


63(15)《明太宗实录》卷239,永乐十九年七月戊寅,第2283页。


64(16)《明功臣袭封底簿》卷2《永顺伯》,第965页。


65(1)《明太宗实录》卷251,永乐二十年九月辛未,第2350~2351页。


66(2)《明太宗实录》卷247,永乐二十年三月辛巳,第2314页。


67(3)《明功臣袭封底簿》卷3《武进侯》,第537页。


68(4)(12)《明功臣袭封底簿》卷1《安顺侯》,第132;131~132页。


69(5)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目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册,第310、313页。


70(6)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38《永乐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第678、679页。


71(7)罗亨信:《觉非集》卷4《神道碑铭·武进伯朱公神道碑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50页。


72(8)(9)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4《武进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册,第467页。


73(10)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1,洪武三十二年十月乙卯,第68~69页。


74(11)《明太宗实录》卷81,永乐六年七月癸丑,第1081页。


75(1)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2《成国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册,第365~366页。


76(2)何乔远:《名山藏》卷41《勋封记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01页。


77(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37《永乐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第671页。


78(4)《明太宗实录》卷102,永乐八年三月丁卯,第1323页。


79(5)《明太宗实录》卷102,永乐八年三月戊辰,第1323页。


80(6)《明太宗实录》卷148,永乐十二年二月庚戌,第1732页。


81(7)《明太宗实录》卷247,永乐二十年三月辛巳,第2314页。


82(8)《明太宗实录》卷239,永乐十九年七月丁亥,第2283~2284页。


83(9)《明太宗实录》卷107、卷246,永乐八年八月癸亥、永乐二十年二月己亥、丁未,第1391~1392、2307、2309页。


84(10)单就禄米而言,明代伯爵无论流、世,一般岁禄千石上下,而洪武二十年,朱元璋谕户部定大臣禄米,文武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七十四石(见《明太祖实录》卷185,洪武二十年九月丙戌,第2778页),据此五府左右都督、都督同知等官一年所领禄米也有八百至一千石不等。


85(1)《明太宗实录》卷47,永乐三年十月丙子,第721页。


86(2)《明太宗实录》卷47,永乐三年十月乙丑,第717~718页。


87(3)(5)梅纯:《损斋备忘录上》,载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5页。


88(4)郑晓:《吾学编》第55《逊国臣记》卷4《驸马都尉梅殷》,《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5册,第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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