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视角下商业绅士化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以成都大慈寺社区为例

　　摘    要：以成都市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为例，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不同行为主体的视角出发，分别分析了地方政府、开发商、绅士化群体、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及周边小区各自的利益诉求与资本获取，探寻商业绅士化空间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绅士化空间及其周边住区共同构成了一个绅士化场域，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场域中获取和积累各自资本从而确立其社会实践地位。特别地，绅士化核心场域由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绅士化群体共同构成的利益联合体推动形成，体现一种至上而下的全球化资本逻辑运作；边缘场域由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和周边租户在周边小区构建而成，其受到了核心场域的支配和影响，与核心场域内的三类主体形成了动态互哺关系，从而逐渐产生新一轮绅士化进程，呈现一种至下而上的本土化资本发展逻辑。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中的核心场域与边缘场域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分异又相互融合的复杂特征，构建了两者之间的循环发展路径，带动了中心城区的整体更新发展。研究填补了中国商业绅士化对于周边住区影响的理论空白，同时也对城市中心商业空间更新的良性改造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商业绅士化;场域;资本;周边老旧住区;行为主体;

　　The influence of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on surrounding old neighborhoods based on .field theory:A case study of Daci Temple Community of Chengdu

　　HUANG Xing GU Hao SHI Meishi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University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of Shenzhen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space of Daci Temple Community in Chengdu as the case. Based on Pierre Bourdieu's'field'theory, it analyses the interest demand and capital acquisitions from the different actors of local government, developers, gentrifiers,residents, surrounding merchants and tenants. Then, it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between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and surrounding old neighborhoods. Using tw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and surrounding old residential areas constitute a gentrification field, where different actors acquire and accumulate their own capital to establish social practice status. The gentrification core field composed of high-end consumption space where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private developers unite. Specifically, the former pursuits the symbolic capital brought by beautification image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city and national central city, while the latter accumulates maximum economic capital. Gentrifier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a lifestyle consistent with their own social attributes.However, the residents are in a weak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gentrification, which becomes the subject of capital outflow. In the marginal field, the surrounding merchants begin to reconstruct businesses to cater to gentrifiers. Besides, with the new consumption space in the core field, the surrounding tenants have acquired economic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whole gentrification field. Therefore, this paper reveals two important capital logics in the field. The core field of gentrification is promoted by the interest alliance form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developers and gentrifiers, which reflects a top-down global capital logic. The marginal field is constructed by residents, surrounding merchants and tenants, which is presenting a bottom-up local capital logic. This is because the marginal field is influenced by the core field, forming a dynamic mutu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re field. Finally, this research fills the theoretical gap for the impact of China's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on surrounding residential areas, and in light of the practice value for the renov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in urban centers.

　　Keyword：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field; capital; surrounding old neighborhoods; actors;

　　1 引言

　　在中国转型期与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经济迅速增长所引起的强烈城市化激情带来了大规模的城市旧城更新改造，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这一伴有阶层向上升级的城市邻里更新现象已在中国各大城市屡见不鲜。绅士化于1964年由英国社会学家Glass首次提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自身已在不断地演化。传统意义上只限于城市内城区历史建筑修复的绅士化现象仅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并且绅士化已不再局限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两个群体，也不再局限于居住用地的范围之内[1]。一些新兴的绅士化现象开始涌现，并趋于一个多样化的发展。如今，绅士化已经成为城市化过程中重要的部分，为了有效地理解这种城市空间重构现象，学者们逐渐认同一种符合现代城市发展的广义绅士化定义，即认为不论哪种绅士化都有如下特征：资本的再投资、社会阶层的向上演替、建成环境的改变、以及低收入群体直接或间接的流离失所；并且这些特征不受任何语境、地域及土地利用变化（如居住转商业）的限制[2]。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当今的绅士化并非简单的城市空间物理变化过程，它包含了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社会空间重构以及其中资本、权力及不同群体之间复杂的博弈与互动，是城市更新开展的一种特定社会-政治过程[3]。

　　西方早期的绅士化只关注居住空间之间的升级转化，但随着绅士化自身的发展变化与涵盖领域的扩大，伴随土地利用变化的商业空间转化和升级现象逐渐被纳入绅士化的范畴；一些传统的居住或工业地区被更高价值与消费等级的商业所取代，从而造成该地的商业改造升级、消费水平提升以及原低收入使用者被置换的社会空间重构现象，即为商业绅士化（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4]。随着内城衰败居住区域的商业复兴现象在各大城市相继出现与普及，商业绅士化作为2000年后绅士化的主要类型之一被逐渐关注与认可，并成为国际绅士化研究的前沿领域[5]。与传统绅士化相比较，商业绅士化强调土地利用的转换，最开始只反映在一些居住转零售业的小规模绅士化；随着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商业开发成为城市更新与土地增值的主流方式，商业绅士化的规模与形式也愈发壮大，并已形成全球化的趋势[6]。由于在绅士化过程中发生了土地利用的变化，因此商业绅士化涉及的参与主体相较于传统绅士化会更加多样与复杂[7]。

　　在当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商业绅士化已然成为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主要形式之一，大城市中多数备受瞩目的城市更新旗舰项目都是通过商业绅士化来实现[8]。特别是在成都这样的国际化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面向高档消费群体的商业绅士化地区与未被开发的低收入住区在地理空间上彼此毗邻的现象普遍存在。作为一种带有社会政治意义的城市更新现象，商业绅士化引起了该地区及其周边社会空间结构的巨大改变，如环境设施的变化、消费水平的上升、阶层的分化、地方居民的动迁等等。这不仅对商业绅士化发生场所自身，而且也对其周边老旧住区带来了显著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国内城市绅士化的研究大多关注绅士化的现象、产生机制、以及绅士化对其自身发生场所的作用（绅士化内部效应），而鲜有去探讨绅士化，特别是商业绅士化对其周边老旧住区空间的影响（绅士化外部效应）。

　　本文以成都大慈寺社区为案例，分析并探讨商业绅士化空间与周边老旧住区的互动影响机制。在这里，本文引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 Bourdieu）的场域（Field）理论[9]，通过分析绅士化场域内不同行为主体的资本运行逻辑，以期解构商业绅士化所带来的“外部空间效应”，为补充与完善绅士化的“中国实践”意义提供理论与案例支持。布迪厄的理论强调不同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聚焦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这为理解和分析绅士化过程中“核心”与“边缘”的互馈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2 理论框架与研究综述

　　场域是指社会实践中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和构型，场域的思考即是关系的思考[9]。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种客观关系的空间，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场域中占据各自的位置，遵循着场域的逻辑规则，通过资本积累来进行相互之间的作用、对抗与博弈[10]。同时，场域内部会衍生出子场域，子场域之间的作用关系也会产生分异或融合[11]。事实上，社会空间场域是一个资本积累的空间，场域中位置关系的互动与确定来源于行动者对资本的追求、获取及流失；社会空间场域也会随着资本的积累与流失而不断演化与重构[12]。在这里，资本并非平时所理解的以货币或金融形式的狭义资本概念。布迪厄将资本给予了广义的定义，意指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结构当中的力量，是积累的劳动成果，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等多种形式。经济资本可理解为金钱与金融财富；社会资本意指一种社会网络或团体关系而获取的资本；文化资本则指代对文化资源的占有；而象征资本则用以表示声誉、威望或地位的积累策略等象征性现象[13]。各类资本之间可以相互流动与转化，资本的价值总量决定了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行动者通过获取资本来确定在场域中的位置；反之，其位置也决定了其追求资本的不同。场域理论视角的应用在社会学领域研究颇丰，但地理学还相对较少。近年来地理学与城市研究领域开始关注并引入了场域理论工具，较多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乡村旅游与文化领域，聚焦于探讨旅游中的农民抗争[14]、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多维空间生产[15]、旅游与性别的互动机理[16]、文化核心区的空间关联[17]、地名变迁的社会响应[18]、以及文化记忆的空间性等[19]。旅游与文化的实践过程中交织着诸多复杂的主体与要素，因此场域理论为解构和分析其过程与机理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工具[20]。

　　同样，在当前快速且复杂的城市化进程中，绅士化与城市更新领域也交织着多重的主体角色，场域理论在其中的应用能有效地分析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机制。绅士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空间变化过程，可视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演进；绅士化空间的形成即可视为一个场域，即绅士化场域。在这里，绅士化场域不单只是绅士化发生的主体空间，也包括可能受其影响的周边未开发区域。其中，不同的主体或行动者在追求不同的目的，并获取、积累、失去不同的资本，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博弈中最终导致高档消费空间的生产。理解商业绅士化对周边区域社会空间影响机理的前提是厘清商业绅士化过程中不同作用主体在绅士化场域中的作用与关系。考虑到绅士化是不同阶层及资本之间的变化与转换，利用场域理论去审视商业绅士化的资本逻辑，探讨与分析绅士化场域中不同子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更好地理解绅士化这一城市社会-政治-空间过程的运作逻辑与机制，从而发掘商业绅士化中不同动力主体的作用及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西方对商业绅士化的研究相对成熟，研究内容包括商业绅士化的特征、机制以及效应；研究视角维度多样，涉及全球化、地方化、国家、旅游等诸多要素[21]。国内对绅士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经过早期概念引介后，实证研究逐年增加，研究内容也开始趋于多样与复杂，大致可分为以下6个议题：(1)多类绅士化现象；(2)绅士化与公共政策；(3)绅士化群体（gentrifiers）与文化驱动；(4)绅士化与多种城市现象；(5)绅士化的公平正义与社会影响；(6)教育驱动的绅士化现象[22]。对于具体针对商业绅士化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商业绅士化自身发展出发，探讨其特征、类型、演化模式及驱动机制。相关的实证案例研究，有从供给端强调其企业家主义政府的主导作用[23]，也有从消费端分析其自发组织功能[24]。值得注意的是，商业绅士化有时会伪装成历史街区保护或改造，其结果将会对城市遗产的原真性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25]。

　　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绅士化的研究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内容的多样性和实证案例的增加奠定了中国绅士化研究发展的基础。但是，以上研究大多只针对绅士化现象的描述与机制的分析，并缺少深入的理论探讨与构建。尤其是对于绅士化所带来的“外部空间效应”，虽然在其中一些文献中有所反映，但基本上只考虑其对社区自身居民的影响。而绅士化对其周边老旧住区居民的影响，即绅士化的外部效应，还缺少比较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强调客体空间的相互作用与外溢效应。因此，本文以成都大慈寺社区为案例，将绅士化与布迪厄场域理论相结合，专注于当前中国城市流行的商业绅士化现象，探讨商业绅士化对周边老旧住区空间的影响。

　　3 研究方法与研究区概况

　　3.1 研究方法

　　以成都市大慈寺社区为例，使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作为研究方法收集数据，分别于2012年11月、2017年5—8月、2019年11月和2021年7月与12月，分为4个不同阶段对案例地点展开跟踪式田野调查。(1)第一阶段（2012年11月）：主要针对大慈寺社区内即将被动迁的本地原住居民进行调查，了解开发过程中的动迁方案及观察开发前大慈寺社区的整体空间状况，记录开发前居民的生活方式、居民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建成环境以及周边商铺的业态布局等。(2)第二阶段（2017年5—8月）：主要针对大慈寺社区内的高档商业消费者群体进行访谈，记录其消费方式，每位访谈约为1～3小时。同时，对开发区周边的商铺和居民进行访谈，记录商铺变迁、居民生活方式、居民对商业改造的态度等，每位访谈在1小时以上。(3)第三阶段（2019年11月）：主要针对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周边住区居民以及租户进行深入访谈。重点对街道办事处人员、当地派出所工作人员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分别进行了1小时以上的深入访谈，补充之前调研的资料空缺，全面了解整个开发过程及其各阶段的细节。(4)第四阶段（2021年7月和12月）：主要针对以上各阶段调查的补充，对案例地的人员构成、消费业态分布、消费特征、居民生活方式、周边商户布局、周边居民与租户生活状态等进行再次确认和记录，以保证调研数据的可靠性。同时在12月的补充调研中，特别针对街道办事处、地方派出所、开发商集团等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访谈，以补充和扩展之前对于该类行为主体资料的不足。

　　具体而言，一手数据来自对当地居民、消费者、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商户、租户的访谈记录，总计访谈对象51名；有效文本近6万字；其中，重点访谈对象21名，包括政府工作人员、消费者、开发商、商户、居民、租户等（表1）。同时，作者收集当地的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作为二手资料，分析政府和媒体对案例地点开发改造的态度和立场。重要的是，作者与各阶段的访谈对象一直保持社会联系，弥补了研究内容的不足之处，呈现出研究对象的动态性和完整性，从而提高研究数据的可靠性[26]。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绅士化群体”主要指在改造后的高端商业空间中使用和消费频率较高的中高收入群体。

　　3.2 研究区概况

　　大慈寺社区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因拥有千年古刹大慈寺而闻名，其北接蜀都大道，东靠府河，西邻红星路三段，南抵东大街，紧邻成都春熙路商业步行街及市中心天府广场，属于成都市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优越，文化底蕴深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快速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大慈寺社区及其周边的邻里随着时间的流逝呈现出相对衰败的景象。大慈寺社区内邻里特征较为多样，除了传统的低层院落以外，还拥有单位制大院，形成了不同形式住区相互错落的格局。从2000年开始，大慈寺社区先后在成都市政府、九龙仓集团、香港太古集团和远洋集团等联合下进行了拆迁与商业改造。原先低收入阶层居住的老旧传统民居院落被拆旧建新，开发成为开放式街区形态与购物商场组成的高档消费空间、娱乐休闲及旅游观光场所。供低收入阶层使用的居住用地被服务于中高收入阶层的商业用地所取代。具体来看，大慈寺社区的商业绅士化主要经历了商业绅士化的孕育期、尝试期、发展期及延续期4个阶段，呈现渐进式的演变过程（图1）。

　　第一阶段：商业绅士化孕育期（1980—2001年）。大慈寺社区在1980年代被成都市总体规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后，导致其商业开发受到一定限制。周边区域（如春熙路）在发展的同时，大慈寺社区开始衰败，基础设施和环境持续恶化。但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及逐渐衰败的老旧住区使得大慈寺社区成为商业绅士化发生的潜力空间，奠定了前期条件。

　　第二阶段：商业绅士化尝试期（2002—2006年）。在“经营城市”理念下，地方政府开始在该区域及其周边进行大规模改造，除历史建筑外，拆除老旧住区23万m2，涉及居民3667户。但是，由于历史保护片区规划的严控和当地资金的匮乏，导致政府对大慈寺社区的改造动力不足，改造大慈寺社区过程缓慢。

　　第三阶段：商业绅士化发展期（2007—2014年）。随着2007年将大慈寺社区交给国际开发商后，大慈寺社区的改造进程迅速提升。在九龙仓集团、太古集团与远洋集团等国际开发商的巨额投资下，大慈寺社区大部分地区被打造成为文化商业购物中心，地方政府则通过规划手段与政策退居二线支持。2014年，改造后的成品远洋太古里与国金中心（IFS）正式运营，成为成都市新地标。

　　第四阶段：商业绅士化延续期（2015年—现在）。成都太古里和IFS的成功打造，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赢得了社会赞誉。成都新地标的名声以及成功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为大慈寺社区带来了巨大的人流，进一步带动了周边零售业与餐饮业的升级更替。为将这种商业模式进一步扩大，政府对周边老旧小区尝试进一步的拆迁，但由于居民的维权意识，后期的拆迁难度逐渐加大，大慈寺社区的拆迁止步于2013年。在此过程中大慈寺社区的建成环境变化显著，其人员结构及社会空间也随之产生较大变化。

　　4 商业绅士化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

　　4.1 不同行为主体的资本逻辑分析

　　商业绅士化场域中的不同行动主体都有其不同的资本追求，基于实地调研的分析，本案例涉及的行动主体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开发商、消费者/绅士化群体、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及周边小区六类。本文将从不同行为主体的视角来分析它们的利益诉求与资本追求，探讨各个行为主体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形成的场域特征，从而构建出商业绅士化对周边老旧住区社会空间影响机制框架。

　　4.1.1 地方政府

　　由于城市土地的国有属性，中国的地方政府一直以来是绅士化现象主要的推动者。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快速进展，成都市作为国家西部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城市发展目标定位历年逐步提高。近几十年来，成都市的发展速度在全国名列前茅，其国际化程度和外资吸引能力也位居全国大城市前列。截至2021年，已有超过20个国家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数量继上海和广州排名全国第三；超过半成的全球500强企业在成都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处。这些无疑奠定了成都定位其加入全球城市行列的基础。因此，成都市地方政府也在基础建成环境上进行改造，使得成都与“全球城市”的投资与营商环境相匹配[27]。

　　然而，在成都市建设“全球城市”的运动浪潮下，官方文件则对大慈寺周边地区描述为“落后”“与春熙路不协调”的负面形象定位；希望改善城市中心衰败景象，构建成都中心新地标。正如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所述：“这里虽然靠着春熙路，但以前都是那种比较老的矮平房，下雨的时候有些家还漏水，环境确实很差……后面改造后瞬间变成成都高大上的地方了，城市品质提高了一大截……”（21-Z-46）。因此，在宏观城市定位与微观城市形象美化的双重驱动下，地方政府对大慈寺社区的改造势在必行，目标指向是打造成为国内著名甚至国际性的大型高档商业消费空间，从而塑造全球城市的形象。在绅士化场域中，地方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通过权力转化为空间规训的政策，从而追求全球城市的象征资本，并巩固其在场域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土地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进行商业绅士化的重要动力之一[28]。地方政府通过拆迁安置腾出可供开发的土地，调整相关规划从而使得商业再开发合理化，进一步改善环境促进商业投资，从中获得大量土地财政收益。据统计，在IFS和太古里的再开发过程中，成都市政府分别获得土地财政收益72.4亿元和20.0亿元；同时，锦江区政府的财政报告显示，2011年锦江区新建区域商业税收占锦江区全区30%[29]。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对于绅士化场域中的资本积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全球城市定位、提升城市档次的象征资本追求：另一方面则是吸引投资从而获取土地收益及商业税收为目的的经济资本追求。地方政府在绅士化场域中利用自己的权力位置，制定相应政策对空间进行规训，营造满足资本增值的条件，从而完成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积累。

　　4.1.2 开发商

　　开发商是商业绅士化的另一推动主体[30]。由于自身经济资本实力雄厚，为其在场域中的资本增值和转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对大慈寺社区新建街区进行定位时，远洋集团和太古集团通过市场判断将其以消费文化为理念进行商业开发，聘请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公司——香港欧华尔顾问有限公司对新建街区进行设计，打造中西结合的建筑景观风貌。在招商运营时引入国际一线奢侈品牌及创意文化品牌等，采用更倾向于中高端消费群体的营销手段，营造消费主义主导的商业空间氛围，打造上流社会符号化的消费空间。开发商对入驻的商业品牌也设立了严格的门槛和筛选：“我们对于进驻来的商业种类和品牌有着严格的要求，一般那种档次较低的品牌，或者不是休闲类的商业种类都不能在这里运营……你也知道，太古里这个品牌在香港、北京等都是走的高端路线，成都作为内陆第一家肯定要求会更高……”（21-K-48）。可以看到，在太古里和IFS等新建消费空间中，高端品牌几乎都设立了旗舰店，例如一线奢侈品牌爱马仕、LV、纪梵希、迪奥、古驰等。餐饮拥有米其林星级餐馆、星巴克臻选“黑围裙”大师店铺、以及各类外国料理等。各种高档新贵品牌的空间集聚提高了本地的消费标准，同时也过滤了消费人群阶层，为其积累更多经济资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开发商利用和挖掘传统文化与现代风格结合，提炼文化资本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新开发的消费空间太古里和IFS将文化元素融入到资本增值中。太古里利用其拥有传统文化建筑与街区肌理，突出其历史底蕴，但实则改变了早期建筑的用途转而为商业消费。例如，原先供群众观看戏剧的广东会馆被改造为多功能商业文化艺术中心；原晚清时期的官式院落被改造为高端酒店；原民国时期四合院住宅被改造为高端SPA场所；原三合院古建筑被改造为高级手表店；原马家巷禅院被改造为高端餐饮场所。同时，新建造的建筑群体通过中西结合的设计理念，既突出了文化元素又表现了国际特色。IFS则通过成都本地的熊猫元素，对现代建筑进行小品地标设计，使其成为成都的新地标建筑。此外，新消费空间通过不定期地举行文化艺术展和时尚主体活动，提炼文化要素。

　　开发商对大慈寺社区的新消费空间开发，将“文化”与“地方”带进了市场，实现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化，从而满足以资本积累与循环为目的的经济资本追求。地方政府虽然在场域中通过行政干预来规训空间，但缺乏经济资本的现状仍需要开发商的资金支撑。因此，在绅士化场域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虽然追求的资本类型不同，但是它们的联合打通了彼此资本积累的渠道，占据了场域中的主导地位，通过资本化的空间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增值。

　　4.1.3 绅士化群体

　　新消费空间的消费群体是资本增值的目标与源头[31]。开发商通过生产中高端商业空间对消费者进行了阶层过滤。而这些消费群体也是这次商业绅士化进程中的绅士化群体。与普通绅士化群体不同的是，他们使用和享受了政府与开发商打造的现成“绅士化空间”。

　　通过对绅士化群体的半结构式访谈发现，前往太古里和IFS等新消费空间的消费人群以中青年为主，主要从事专业技术及管理类职业，同时消费群体的来源并不局限于成都本地人群，半成以上来自四川省以外地区，甚至不乏港澳台地区及国际消费群体。绅士化群体的消费行为以餐饮、购物、文娱、住宿等中高端消费为主，与新消费空间所提供的服务保持一致。他们通过中高端消费体现自身身份认同，例如一位从事设计工作的受访者表示：“我每个星期都会来这边的咖啡馆或者休闲吧坐一坐，这样工作灵感会提高一点”（17-G-20）。一位企业管理层的受访者认为：“一般和朋友或者合伙人谈生意都会选择来这边吃个饭，带去档次低的也拿不出手啊……”（17-G-33）。

　　传统绅士化研究认为，绅士化群体通过对其特定生活方式的追求驱动了绅士化的阐述。事实上，在本案中的绅士化群体同样也在选择符合自身的生活与消费模式。他们可以通过富足的经济能力来购买想要的生活方式。同时，这种生活方式又反馈于自身社会经济属性，将其社会地位外在化与具象化，从而将其在绅士化场域中的位置得以展现和巩固。正如一位外企工作的受访者所言：“这个地方消费不低，但整体氛围很好，起码来消费的人都还是比较高素质的”（17-G-18）。在商业绅士化进程中，政府与开发者的消费空间生产正是针对他们的喜好，绅士化群体的衣着、行为、消费模式等逐渐成为消费文化主导，在场域中完成他们对文化资本的追求与匹配展示。

　　4.1.4 原住居民

　　在一般绅士化的研究中，原住居民大多情况一直被视为被剥夺的直接对象[32]。大慈寺社区在开发之前是成都市内城区的传统民居，由低矮院落及部分旧单位制住房构成，其原住居民基本属于成都市低收入阶层，主要从事小贩、工人、出租车司机、无业等职业，年龄层集中于45岁以上。由于居住环境逐渐恶化，有经济能力搬迁的居民早已另择新居，仍然居住在衰败社区的居民被困于住房市场内，无力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但也正因如此，居住时间较长的原住居民之间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社会网络，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旁边的隔壁邻居都是认识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平时打个牌啊，摆个龙门阵（聊天）啊都经常在一起”（12-Y-09）。随着太古里和IFS项目的启动，在商业开发的助推下原住居民的搬迁意愿较高。据居民们透露，安置房将新建在趋于郊区的三环路以外，虽然搬迁后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但生活便利度的降低也成为原住居民的担忧：“搬过去倒是也没办法，总比住这个破房子好；但是在三环外确实太远了，我觉得那儿都不是成都了”（12-Y-21）。此外，在货币与实物补偿同时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居民们势必会在搬迁后分散，原先建立的成熟社会网络逐渐瓦解，积淀已久的社会资本也逐渐流失。

　　事实上，原住居民在绅士化场域中一直以来都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首先，由于经济资本水平较低，不能在市场内自由选择住房，从而被困于住房市场内；其次，较低的社会经济属性决定了其在场域中的较低位置，只能任由其他行为主体吸收资本而自身却在流失；最后，虽然住房条件的改善表明其经济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的提高，但这并非通过自身主动积累而来，而是作为其他行动主体追求资本的策略而衍生，成为其他主体资本增值的辅助工具。

　　4.1.5 周边商户

　　在大慈寺社区的整个绅士化场域中，相对于太古里和IFS等高档消费空间的“核心”场域，周边商户则属于“边缘”场域的范畴。周边商户在目睹了“核心”由传统破旧街区转变为高档消费空间的同时，自身也在进行重构与转化[33]。新建的消费空间带来了新一轮的消费群体和新的商机，为迎合新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一些新兴店铺逐渐兴起并发展。周边一个休闲奶茶店主说到：“我们很多客人其实都是先逛太古里，然后来我们这边买奶茶的”（19-S-38）。而一位顾客则表示：“太古里内是那些高端大气的，相比而言，这边的小店其实感觉更有意思”（19-G-22）。随着租金上涨和原住民动迁，以往固定消费者大量流失，从而导致太古里及IFS周边服务于日常生活的传统低端商业逐渐瓦解或外迁。日常用品店、杂货铺、菜市场等商铺减少最快，而中高档休闲餐饮则日趋密集。太古里及IFS周边临街地区开始出现大量“趣味消费空间”，如咖啡馆、本土特色菜、本地精品小吃店、饮食店、创意小店等。周边店铺逐渐升级并转型业态，从而转变为迎合太古里地区消费空间的整体氛围。正如当地一位地产工作人员所述：“近5年来周边的商业种类在变化，以前都是只服务街坊的那种小店，现在有些老字号进行了升级保留下来，但大多数都转型成一些休闲消费了……特别是商铺租金从太古里和IFS建起到现在翻了5倍多……”（21-K-50）。在周边商户变迁的过程中，旧商户失去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从而为新商户追求经济资本提供空间与机遇，同时创造符合该区域气质的象征资本[34]。

　　有趣的是，周边商户并未与“核心”场域中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有直接联系。但是在商业绅士化发生后，核心场域的绅士化群体也会渗透进入边缘场域。换句话说，绅士化群体的消费风格和生活方式使得周边商户主动去进行转型，从而迎合当地整体消费风格，换取经济资本的积累。但不同于核心区域的是，周边商户则利用一种“接地气”而不失低廉的风格来完成其新消费空间的生产。具体来说，周边的商户虽然都主打本地料理或地方特色小吃，但会在装修或就餐消费环境上进行改造升级，营造其独特的地方本土风格。绅士化群体在核心与边缘两个场域之间流动，从而带来核心与边缘两个场域的融合。

　　4.1.6 周边小区

　　周边小区指那些在太古里和IFS周边毗邻的老旧居住空间。在商业开发前，周边小区的租户占比不高。据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描述，商业开发前，租户占比小于40%；而开发后租户占比提高至60%左右。也就是说，周边小区租户的增长可能与商业绅士化的发生有关[35]。新消费空间的开发终止于2013年，周边衰败的老旧小区与高档的太古里和IFS形成了鲜明的景观对比与冲击。从对社区派出所工作人员的访谈中得知，周边老旧小区逐年增加的租户大多在太古里、IFS以及周边的餐饮店打工：“从2014年左右开始，也就是太古里和IFS开业后，辖区内的租户开始慢慢增加；其实这些租户的构成也不复杂，大多都是在太古里、IFS或者周边饮食店等打工的，总体比较安稳……”（21-Z-44）。一位被访谈的租户阐述了其大致的生活状况：“我从老家广元过来成都有2年了吧，什么杂工都做过。现在在太古里里面搞清洁，这边老板安排吃住，就在太古里附近这个大院……我们一般10个人住一套房，老板租下来搞个上下铺……晚上基本忙完都十一、二点了，所以回来洗洗就睡了。这边也是因为近，忘了什么东西，趁老板不注意还可以跑回来拿一下，比较方便”（19-R-31）。而在太古里的某餐饮店经理也透露：“周边这些老房子非常好，我们给员工租的房子都在里面，价钱不高，一般我们这边都包吃住，所有员工统一安排……住在附近的话上班方便，而且也便于管理。如果租那种电梯商品房的话，成本会提高一大截”（19-T-15）。

　　显然，新消费空间周边尚未拆迁的老旧小区并没有因核心区的绅士化而受到拆迁的潜在威胁。反之，周边小区通过向高档商业街区内店铺工作人员（如太古里及IFS内工作的清洁工、勤杂工、搬运工等工人群体）提供廉价的租住房服务，与开发后的商业区形成了互哺关系。其低廉的租金和就近的区位成为高端商户业主为其务工人员安排住宿的绝佳条件。工作在新开发的商业街区，租住在周边老旧小区，使这些务工人员成为维持老旧小区与绅士化区域共存的关系纽带，其在整个场域中获取了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且进一步促进了核心与边缘场域的融合。

　　4.2 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大慈寺社区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发商、绅士化群体、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和周边小区这六类不同主体共同塑造了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空间及其周边区域的空间重构，各类主体之间的互动将形成不同类型的关系，从而推动商业绅士化的持续发展。

　　第一，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结为“合作连携”关系。地方政府对老旧社区空间改造具有强烈的意愿，而开发商需要通过改造城市中心地段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行政力量和市场驱动的双重作用，形成了空间改造的核心力量，进而推动了商业绅士化发展。第二，开发商与绅士化群体之间形成“互惠”关系。开发商是塑造高档消费空间的直接参与者，它通过打造和美化高档消费空间来吸引高端消费群体，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而另一面，绅士化群体是塑造商业绅士化空间的核心参与者，是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重要角色，推动了商业绅士化空间的资本积累。第三，地方政府与原住居民之间呈现中和关系。原住居民是这场空间改造运动中喜忧参半的社会群体，作为补偿的新建安置房使他们的居住环境得到改善，拆迁补偿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资本，但同时他们却丧失了原有的社会活动范围和邻里社交网络，使得储存已久的社会资源流失；同时，偏远的安置区域也让交通与通勤等空间资本受到影响。第四，地方政府、开发商与周边商户及周边小区之间形成“互哺”互动关系。地方政府通过积极主动地改造周边社区环境（如房屋外立面）来维持高档消费空间的外在形象，周边商户则成为了直接受益者；而由周边小区构成的租房市场为太古里和IFS内从事服务业的大量工人提供了便利且廉价的住房资源。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合作能帮助两者分别达到提升城市形象和促进资本循环的目的；同时，绅士化群体对于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展示也加速了绅士化的进程。这与近年来西方城市研究中强调的城市创意性有着一致性[36]。绅士化导致的城市更新推动了全球创意产业集聚，促进了城市商业化的文化创意空间形成，提升了全球化市场中的城市品牌价值。然而，搬迁的原住居民则在这场资本利益的角逐中得失参半。换句话说，各个作用主体在绅士化场域中追求和积累各自的资本要素，通过不同种类资本之间的转换和流动，达到各个主体资本增值和积累的目的，从而将场域内各个主体位置进行重新分配，并在资本角逐过程中彼此获益。因此，商业绅士化作为绅士化的重要形式之一，其各个主体之间的资本积累动机是使其运作的内在逻辑机制。产生结果会对原住民造成一定程度的动迁，这方面也成为全球诸多学者开展反绅士化研究的动力之一[37]。此外，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绅士化群体这3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推动商业绅士化空间形成的“核心”力量。然而有意思的是，在这种看似具有排斥性的“核心”却对周边老旧住区产生了微妙的正面影响。由于核心部分绅士化进程造成的空间重构，使得周边商铺、绅士化群体和周边小区开始得到了绅士化带来的实惠和发展契机，成为了共同逐利者。而这几类主体内部之间联系紧密并相互作用，成为了商业绅士化影响周边空间形态的“边缘”力量。因此，研究结果认为，尽管商业绅士化导致了对原住居民的动迁，但是推动了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投资，从而改善周边老旧住区的物质环境，创造了就业机会，焕发了老旧住区的活力[38]。

　　4.3 商业绅士化核心与边缘场域的发展逻辑

　　从场域理论视角来看，大慈寺社区的商业绅士化进程可将其空间分为“核心”与“边缘”两个子场域。新开发的太古里与IFS区域属于政府与开发商共同主导的商业绅士化空间。这部分的绅士化进程与一般的中国城市绅士化类似，带有浓厚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空间规训与资本化的印记。新开发的太古里与IFS组成的“核心”场域已完成了一波商业绅士化。场域内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联合，前者在追求全球城市的符号象征资本，而后者在最大限度地积累经济资本；同时，绅士化群体为了追求符合自身社会属性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绅士化的发展与巩固。而原住居民在这一进程中处于被动次级的场域地位，虽然他们通过拆迁补偿也得到了一部分的经济资本增长，但是却失去了长期积累和持有的邻里社会资源。

　　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绅士化群体在核心场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生产出了全球化的资本逻辑。地方政府对全球城市定位及美化追求而制定了空间提升策略，开发商在太古里和IFS的一线品牌集聚、设置较高的商家准入制度等都指向了其国际化的发展路线。同时，消费群体的全球消费文化和高端生活方式与太古里/IFS的发展理念相迎合。3个行为主体虽然资本积累目的不尽相同，但在相互协作的情况下能协力提升与巩固各自的场域位置，从而促进了核心场域的绅士化进程，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资本发展逻辑。

　　周边商户、地方居民和周边租户在太古里和IFS商业绅士化空间周边的老旧住区组成了“边缘”场域。边缘场域没有受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直接影响，但绅士化群体也会外溢到此场域进行活动。周边商户在核心场域发生绅士化后开始进行自身转型与改造，在迎合绅士化群体的同时也有别于核心区域的商户。核心区域商户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代表了全球化与国际化的资本逻辑，而周边商户则通过地方特色和环境升级来吸引消费群体。在保障较好消费环境的同时，提供了成都本地的饮食、休闲等消费文化，使得人们在核心场域体会到“全球成都”的同时也在边缘场域体会到了“本土成都”。此外，周边租户伴随着核心场域新消费空间的形成而增加。这些在太古里和IFS工作的劳动阶层成为周边的新兴租户，周边小区为他们提供了廉价便利的住所。同时他们也因在太古里和IFS工作而反哺于核心场域，从而将核心与边缘进行融合。可以看出，绅士化发展的周边老旧住区所形成的边缘场域也在发生着另一波的绅士化进程。不同于核心场域中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式绅士化，边缘场域进行着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式绅士化进程，且遵循着本土化的资本发展逻辑。

　　核心场域与边缘场域各自发生着不同的资本运行逻辑，呈现出一种既分异又融合的态势（图2）。首先，太古里和IFS新建的高端商业街区及大型商场与周边的老旧住区在建成环境上凸显了空间的分异。同时，新消费空间内高昂的消费水平也将大部分人群排斥在外。正如周边原住居民表示：“太古里确实修得漂亮，但是里面东西太贵了，买不起，我们在里面坝坝（公共空间）逛一下就走了”（17-Y-11）。空间景观与消费水平虚实结合，将太古里和IFS组成的新消费空间构建成一个与周边形成典型分异的空间。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核心场域与边缘场域又相互融合，绅士化群体是直接推动两者融合的重要纽带。因为，绅士化群体享受太古里等全球高端消费的同时，也愿意去感受周边新兴发展的地方商铺，流转于两个场域之间，加速了场域之间的融合。此外，周边租金低廉的老旧住区，为在太古里/IFS工作的工人们提供了兼具良好区位与价位的住所。新消费空间加速了周边租户的增加，周边老旧住区也可反哺于新消费空间，推动了资本流动，使得核心与边缘场域之间又多了一层互馈与融合。

　　5 结论

　　国内外关于商业绅士化的研究中，对于绅士化发生主体周边区域的探讨还较为鲜见。然而，绅士化对其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是分析绅士化外部效应乃至理解城市社会空间重构机制的关键，需要将绅士化发生主体与其周边未开发老旧区域纳为整体来进行分析。本文基于此点出发，对相关问题的发掘进行了尝试，以成都市大慈寺社区为例，分析了绅士化场域内各个行为主体的资本运作逻辑，探究了商业绅士化地区对周边老旧小区的社会空间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太古里和IFS地区的升级由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共同推动，但其周边地区的变迁则是基于太古里/IFS所带来的绅士化消费群体和租户，由商户进行业态升级所推动的社会空间变化过程，并与太古里/IFS地区形成功能互哺的社会空间联系。

　　大慈寺社区内新开发的高端商业空间与其周边老旧住区构成了绅士化场域中的实体空间。在绅士化场域中，地方政府通过绅士化过程实现其主导实践行动者的位置并获取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开发商在绅士化场域中将地方与文化带入市场，促使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从而完成资本积累与循环；消费者/绅士化群体在绅士化场域中通过绅士化空间中的消费行为定位身份认同，从而在场域内完成文化资本的展现与增值。相反，在绅士化场域内各行动主体追求与提升各自资本的同时，原住居民及原住商户成为场域形成过程中的被动作用者，他们虽然在空间改造过程中得到了经济资本的补偿，但却失去了积累已久的社会资源。

　　绅士化场域中新开发区域与周边未开发老旧住区分别形成核心与边缘两个子场域。核心场域中的行为主体主要汇集为地方政府、开发商、绅士化群体、以及搬迁的原住居民；而边缘场域中商户、租户、未搬迁的原住居民形成该子场域的主要行动者。同时，两个子场域之间相互分异与融合，边缘场域的绅士化过程受到核心场域的激发与影响，但并未形成失所威胁。新旧区域的共存及互哺成为当前中国大城市商业开发的社会空间结果，同样促成了城市更新的整体性。

　　在当前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因素影响。特别地，以城市商业空间更新改造为载体的商业绅士化进程中，不同的行为主体通过各类资本的积累和流失来塑造新型的消费空间，同时对其周边老旧住区也造成了深刻的变化。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绅士化群体构成商业绅士化的核心源动力，三类主体分别为追求与积累象征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成为消费空间生产的积极推动者；同时更新开发的主体区域呈现出由上至下的全球化资本发展逻辑，从而塑造了核心场域。另一方面，作为主体的新型消费空间对周边老旧住区产生了微妙的影响，通过绅士化的外溢效应，催生了周边老旧住区商业空间由下至上的自发更新，是一种本土化资本发展逻辑的体现，从而产生出边缘场域。重要的是，各个行动主体之间在人员流动和社会补给上形成了互哺关系，从而维持了整个绅士化区域核心和边缘的循环发展。

　　城市更新场所在受到绅士化以后，其周边也会有自主更新进程，甚至发展为新一轮绅士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下，高档商业街区的更新与开发模式可能会有新的方案：政府与开发商协同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同周边自主的自下而上模式相结合，从而实现商住、阶层的社会融合。在今后的城市消费空间更新开发模式中，如何兼顾各类人群、如何重视居民与消费者之间的融合、以及如何保持全球化与本土化在空间上的共存与兼容将是未来城市更新的重点议题。同时，今后需要更加关注绅士化过程中的空间政治问题，综合考虑不同行为主体在绅士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这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构中国语境下的绅士化运行逻辑，从而为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绅士化理论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1] Clark E. The order and simplicity of gentrification. In:Atkinson R, Bridge G. Gentrific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London:Routledge, 2005:256-264.

　　[2] Davidson M, Lees L. New-build‘gentrification’and London's riverside renaissan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5, 37(7):1165-1190. DOI:10.1068/a3739.

　　[3] Smith N. The New Urban Frontier: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London:Routledge, 1996:38-42.

　　[4] Bridge G, Dowling R. Microgeographies of retailing and gentrification. Australian Geographer, 2001, 32(1):93-107.DOI:10.1080/00049180020036259.

　　[5] Lees L, Slater T, Wyly E. Gentrification. London:Routledge, 2008:129-161.

　　[6] Hubbard P. The Battle for the High Street:Retail Gentrification, Class and Disgust.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017:98-110.

　　[7] 宋伟轩,孙洁,陈艳如,等.南京内城商业绅士化发育特征研究.地理学报, 2020, 75(2):426-442.[Song Weixuan, Sun Jie, Cheng Yanru, et al.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inner city of Nanjing,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2):426-442.] DOI:10.11821/dlxb202002015.

　　[8] 胡小武,何平.从“绅士化”到“超级绅士化”:大城市中心城区空间更新“奢侈化”趋势研究.河北学刊, 2021, 41(2):190-197.[Hu Xiaowu, He Ping. From gentrification to super-gentrification:Reflection on“luxurification”of urban renewal. Hebei Academic Journal, 2021, 41(2):190-197.]

　　[9]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Asa Review of Books, 1977, 6(2):232. DOI:10.2307/532672.

　　[10] 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47-59.[Gong Liuji. Bourdieu's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 Kaifeng: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09:47-59.]

　　[11] James G M. Pierre Bourdieu:Key Concepts. Durham:Acumen Publishing Limited, 2014:55-78. DOI:10.4324/9781315729923.

　　[12] Bourdieu P.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74-90.

　　[13]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In:Richardson J.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Greenwood Press, 1986:241-258.

　　[14] 谢小芹.“场域-行动分析”视角:贵州西村农民的旅游抗争.人文地理, 2019, 34(4):135-142.[Xie Xiaoqin.“Field-action analysis”:The tourism struggle of famers in Xicun, Guizhou Province. Human Geography, 2019, 34(4):135-142.]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19.04.016.

　　[15] 郭文,黄震方.基于场域理论的文化遗产旅游地多维空间生产研究:以江南水乡周庄古镇为例.人文地理, 2013, 28(2):117-124.[Guo Wen, Huang Zhenfang. A filed theory to the prod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space of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destination. Human Geography, 2013, 28(2):117-124.]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13.02.019.

　　[16] 赵巧艳.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下民族旅游与社会性别的互动:以龙胜金坑红瑶为例.人文地理, 2011, 26(6):67-71.[Zhao Qiaoya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thnic tourism and social gen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rdieu's theory of practice:A case study of Hongyao in Jinkeng, Longsheng County. Human Geography, 2011, 26(6):67-71.]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11.06.011.

　　[17] 郭岩,杨昌鸣,张雨洋.场域视角下清代北京宣南雅文化核心区范围及空间关联特征.地理研究, 2020, 39(4):836-852.[Guo Yan, Yang Changming, Zhang Yuyang. The scope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features of the core area of hierarchic culture of Beijing Xuannan in Qing Dynasty from the field view.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4):836-852.]DOI:10.11821/dlyj020190246.

　　[18] 纪小美.基于资本与场域理论的徽州地名变迁的社会响应与内在机理研究.人文地理, 2020, 35(6):44-49, 105.[Ji Xiaomei. Study on the social response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change of geographical names in Huizhou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apital and field. Human Geography, 2020, 35(6):44-49, 105.]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6.006.

　　[19] 李巍,漆建武,张凯.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识别与格局演化.经济地理, 2021, 41(1):74-86.[Li Wei, Qi Jianwu, Zhang Kai. Spatial recognition and pattern evolution of cultural memory in Gansu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1):74-86.] DOI:10.15957/j.cnki.jjdl.2021.01.009.

　　[20] 陈晓亮,蔡晓梅,朱竑.基于“地方场域”视角的中国旅游研究反思.地理研究, 2019, 38(11):2578-2594.[Chen Xiaoliang, Cai Xiaomei, Zhu Hong. Reflection on China's tourism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of pla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1):2578-2594.] DOI:10.11821/dlyj020190317.

　　[21] 孙洁,宋伟轩.国外商业绅士化研究进展及其对本土研究的启示.世界地理研究, 2021, 30(5):1096-1105.[Sun Jie,Song Weixuan. Literature review of foreign research on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and the enlightenment for Chinese studies.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21, 30(5):1096-1105.]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1.05.2019592.

　　[22] 黄幸,刘玉亭.中国绅士化研究的本土实践:特征、议题与展望.人文地理, 2021, 36(3):5-14, 36.[Huang Xing, Liu Yuting. Local practice of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Characteristics, issues and prospects. Human Geography,2021, 36(3):5-14, 36.]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3.002.

　　[23] Wang S W.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 in Shanghai:A case study of Taikang Road creative cluster.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2011, 29(4), 363-380. DOI:10.1080/08111146.2011.598226.

　　[24] 孙洁,朱喜钢,宋伟轩,等.文化消费驱动的高校周边地区商业绅士化研究:以南京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老校区为例.城市规划, 2018, 42(7):25-32.[Sun Jie, Zhu Xigang, Song Weixuan, et al.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driven by cultural consumption in neighborhoods around university campuses:A case study of the original campuses of NJU and NNU.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8, 42(7):25-32.] DOI:10.11819/cpr20180705a.

　　[25] Gonzalez Martinez P. Authenticity as a challeng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Beijing's urban heritage:The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of the Guozijian historic area. Cities, 2016, 59:48-56. DOI:10.1016/j.cities.2016.05.026.

　　[26] 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周海涛,史少杰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151-163.[Robert K Yin.Case Study Research:Design and Methods. Translated by Zhou Haitao, Shi Shaojie. Chongqing: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7:151-163.]

　　[27]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56-77.

　　[28] 何深静,刘玉亭.市场转轨时期中国城市绅士化现象的机制与效应研究.地理科学, 2010, 30(4):496-502.[He Shenjing, Liu Yuting. Mechanism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gentrification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Sciential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30(4):496-502.] DOI:10.13249/j.cnki.sgs.2010.04.029.

　　[29] 石美施.成都大慈寺周边地区商业绅士化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Shi Meishi. Study on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of Daci Temple, Chengdu. Guangzhou:Master Dissertation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9.] DOI:10.27151/d.cnki.ghnlu.2019.002464.

　　[30] He S.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in central Shanghai:Demographic changes and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0, 16(5):345-361. DOI:10.1002/psp.548.

　　[31] Hamnett C. Gentrification and the middle-class remaking of inner London, 1961-2001. Urban Studies, 2003, 40(12):2401-2426. DOI:10.1080/0042098032000136138.

　　[32] He S. Two waves of gentrification and emerging rights issues in Guangzhou,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2,44(12):2817-2833. DOI:10.1068/a44254.

　　[33] Parker J N. Negotiating the space between avant-garde and“hip enough”:Businesses and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Wicker Park. City&Community, 2018, 17(2):438-460. DOI:10.1111/cico.12294.

　　[34] Gonzáleza S R, Sideris A L, Chapple K. Transit neighborhoods,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and traffic crashes:Exploring the linkages in Los Angeles and the Bay Area.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9, 77:79-89. DOI:10.1016/j.jtrangeo.2019.04.010.

　　[35] Zukin S, Trujillo V, Frase P, et al. New retail capital and neighborhood change:Boutiques and gentrification in New York City. City&Community, 2009, 8(1):47-64. DOI:10.1111/j.1540-6040.2009.01269.x.

　　[36] Pratt A. Urban regeneration:From the arts‘feel good’factor to the cultural economy:A case study of Hoxton, London.Urban Studies, 2009, 46(5):1041-1061. DOI:10.1177/0042098009103854.

　　[37] Lees L, Annunziata S, Alonso C R. Resisting planetary gentrification:The value of survivability in the fight to stay put.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18, 108(2):346-355. DOI:10.1080/24694452.2017.1365587.

　　[38] Pastak I, Kindsiko E, Tammaru T, et al.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postindustrial neighborhoods:A dynamic view from an entrepreneur's perspective.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9,110(5):588. -604. DOI:http:10. 111/tesg.12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