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的“双重地图”一从现代主 义美学解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地图
摘 要：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众多作品皆以伦敦为地理背景，然而在其所绘翔实的伦敦地图之下却交织着被遮蔽的殖民地版图。显与隐、详与略、主与次的对比显示出其文学地图在帝国意识形态框架下不可避免的双重性与悖论性。伍尔夫的双重地图表征实则反映了她作为帝国女儿的焦虑、矛盾心理及其所做的美学救赎。同时，她像绘图师一样高超的空间叙事技巧也彰显出作家对20世纪现代主义再现危机的图示化探索。
关键词:文学地图;双重地图;悖论;帝国女儿;现代主义;
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认为，城市不仅是很多小说的发生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出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认知。在英国维多利亚中后期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众多作品中，伦敦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成为解读她、她的文学创作，甚至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决定性因素。从伍尔夫对伦敦景观的描写，对笔下主人公行走路线与活动区域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像绘图师一样考查地域、选定地方、取舍地理特征，从而构建了一幅幅帝国中心的文学地图。象征殖民宗主国形象的伦敦与殖民地印度、南美和非洲等在其中一正一反、一显一隐、一主一次地相互交织渗透，呈现出鲜明的“双重性”和“悖论性”。本文选取《远航》《达洛卫夫人》及《岁月》三部小说，通过“对位阅读”揭示这“双重地图”的表征是伍尔夫对英帝国晚期危机做出的美学回应，反映了其作为帝国女儿的矛盾心理以及她通过现代主义创作途径进行的美学宣泄与徒劳的救赎。
一、地图说：充满悖论的双重地图
伍尔夫的一生几乎在伦敦度过，除了将伦敦设为小说的背景，她也写过一系列关于伦敦的文章，最后收编于散文集《伦敦风景》。我们在《达洛卫夫人》中就能看到深厚的伦敦情结以及地图式的描摹。
《达洛卫夫人》一开篇，身为国会议员夫人的克拉丽莎·达洛卫走出位于威斯敏斯特区的家门，踏上了伦敦的大街，先后经过维多利亚大街、圣詹姆斯公园、皮卡迪利大街、邦德街、布鲁克街，饱览了高耸的德文郡大楼、巴斯大楼、装饰着白瓷鹦的大楼，以及让人愉悦的鲜花店和无数珠光宝气的商店。仅通过达洛卫夫人短暂的几个小时的活动，伍尔夫就娴熟地绘制了一幅伦敦中心地区的立体地图。然而，在这幅充满鲜活的人物情感的帝国都市的地图之下还隐约浮现着一张张模糊的“他者”地图：印度、加拿大、南非、缅甸和锡兰，它们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方式被不同的人物提及。在印度待了五年的彼得重回英格兰，当他走在维多利亚大街上时，感觉整个印度都是他的后盾：平原、山脉、霍乱、比爱尔兰更为辽阔的土地。对于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去过缅甸的克拉丽莎的老姑妈海伦娜·帕里小姐来说，只要提起印度以及锡兰，她心目中瞥见的就是东方的兰花、山间小径，自己驮在苦力背上，翻过孤零零的峰顶。相较于对伦敦的细致描绘，小说对它们的处理是简单的、模糊的、印象式的。
历史小说《岁月》以帕吉特一家的兴衰记录了从1880年至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状况及伦敦在此期间的变迁，它也是伍尔夫小说中人物跨伦敦最多区域的小说。埃莉诺·帕吉特穿行在伦敦，彼得大街、贝斯沃特路、牛津街、法官街、斯特兰德大街、特拉法尔加广场、布朗街悉数而过，她“呼吸着伦敦舒适的空气，愉快地听着伦敦的喧闹声。……饶有兴趣地看着迅速发展的街道；看着那些陈列着闪光发亮的项链和皮箱的商店；看着那些白色门面的教堂；看着那些参差不齐、纵横交错同时又和线路交织在一起的屋顶”。同样，殖民地的图景也依然通过主人公的记忆、信件和交谈被勾勒在伦敦地图之下，爱尔兰是他者地图的中心，周围散布着印度、非洲、埃及和澳大利亚。它们都在遥远的他乡，却又实实在在地在伦敦地图的背面与之共存。
《远航》的背景不在英格兰，女主人公雷切尔跟随一群贵族从伦敦出发，来到南美国家桑塔·马里那度假。虽然是远航他乡，伦敦的形象却一直无处不在：从初达马里那入住别墅，到近距离接触马里那的夜市，再到参观土著村落，马里那“弱不禁风的白色房屋”“暴晒于烈日下的无边无垠的土地”“幽静的丛林”“河岸边的草地”无不在他们的头脑中与对应的“伦敦繁华街道与林荫大道”“都有名字的乡村与山丘”“英格兰树林中的车道”“伦敦的公园”一一相较。雷切尔向未婚夫特伦斯讲述自己以前在伦敦的生活，以及特伦斯描述他们未来在伦敦地区的漫步时，展现出来的更是布满了著名街道和清晰地标的伦敦地图，而主人公脚下的马里那却始终模糊、简略、从属。
在这些文学地图上，《达洛卫夫人》中的彼得、《岁月》里的马丁、《远航》中的游客都是关键人物，他们的一脚在伦敦，而另一只脚则踏在殖民地，伍尔夫通过他们的活动、讲述与想象，将这些“真实与想象的空间”经过选择聚合在自己的文学地图上。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在双重地图的绘制中，伍尔夫巧妙地使用了一种“不协调的并置”（incongruous juxtapositions）将两幅地图自然地重合在一起。最典型的一幕即是在《岁月》中，埃莉诺一边走在伦敦的街头，一边读着弟弟马丁从印度的来信。于是，伦敦的贝斯沃特路、窗外的大理石拱门、前面的牛津街就和印度丛林在埃莉诺抬眼望街景与低头读信的交替中被绘制在了一起。
这些被伍尔夫赋予鲜明的“显与隐”“主与次”“详与略”双重性的文学地图准确地再现了以宗主国为中心的帝国版图和支撑这种排他性却又基本上无法看到的边缘地区。附着在伦敦版图背面的殖民地是模糊而粗略的，是游弋在作家意识形态边缘的，然而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小说中人物的生活日常、情感与命运。詹姆逊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一个人真实的体验已经不再与它实际发生的地方相一致，“处于伦敦的有限的日常经历，其背后的真相是在于印度、牙买加；它跟帝国的整个殖民系统相维系，这决定了个人主体生活的根本性质。这里的悖论就是，经历不可能既是现场发生的而同时又是真实的，因为产生一个人经历的物质基础不再被直接理解；同样，一个人用来确定‘真实’的模式现在却并不存在于他的经历中”。这种由“重叠的领土，交织的历史”带来的悖论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伍尔夫的创作中。此外，以伍尔夫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知识分子视异域为能让衰落中的帝国重获新生的救赎力量，却又在再现中表现出将对方背景化、神秘化和妖魔化的殖民主义心态，“重叠的领土”之间也永远被划着清晰的“文明”与“野蛮”的界限。因此，伍尔夫的双重地图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意义上都充满了荒谬的重重悖论。
二、身份说：焦虑的帝国女儿
文学地图学理论认为作家的创作行为可比喻为地理学家的绘图行为，某种意义上，叙事就是绘图机器。美国文学地图学的领军人物罗伯特·泰利在其专著《空间性》中论述道：“如绘图者一样，作家需要勘测土地，决定作为目标地域的哪些特征要被包括，被强调，或者被减少……讲故事的行为也就是一个产生地图的过程。”那么，这种文学地图（文字的，或者是被作家包含在作品中的真正的或虚构的图表式地图）从其被创作伊始就具有了地图的一切特征。丹尼斯·伍德（Denis Wood）在其《地图的力量》中认为地图是在构建世界，而非复制世界，“所有的地图，势必如此地、不可避免地呈现了作者的成见、偏见与徇私。在描述世界的同时，描述者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及其他特质的限制”。伍尔夫对笔下主人公行走路线、所处空间地点的记录和描述都不是偶然而随意的，而是取决于时代、阶层和性别。
首先，对于一位在大英帝国全盛期降生，在帝国衰退期死去的英国作家来说，帝国的故事自然占据其创作的中心。从父亲斯蒂芬爵士到丈夫伦纳德·伍尔夫，伍尔夫的众多家族成员都与帝国的殖民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她的文学地图总带着鲜明的帝国标记和深深的殖民烙印。即使是在远离帝国中心的《远航》中，我们也能从这群英格兰贵族的心理地图中看到明明白白的帝都地标。在《达洛卫夫人》中，帝国官员理查德·达洛卫位于威斯敏斯特区的官邸、在宫廷当差的休·惠特布雷德俯瞰摄政公园的豪宅、威廉·布雷德肖爵士在哈利街的家、布鲁克大街上布鲁顿夫人的寓所，以及他们频繁活动的邦德街、管道街、格林公园、皮卡迪利大街等都围绕着帝国中心白金汉宫和特拉法尔加广场形成了一张笼罩在伦敦中心地图之上的帝国之网。
其次，在绘制文学地图时，伍尔夫也十分清晰地揭示了伦敦的阶级与性别密码。达洛卫夫妇和他们的社交人群所居住的伦敦高档社区，他们日常活动所经过的象征着权力、繁华与文明的每一幢大楼、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座公园都通过明晰的界限划分而成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再细查伍尔夫的文学地图，我们还可以发现她在描写与记录伦敦那些属于上层阶级的场所时往往是详尽而精确的，而对于伦敦东部的贫困区域却有些模糊，甚至没有真实的名字。《岁月》中，随着家庭的破产，帕吉特一家的女儿们搬离了肯辛顿区，租住在伦敦城郊的贫民窟，小说除了反复强调它们满目的肮脏与市井的嘈杂，再没有对街道与建筑物及它们地理位置的详细绘制，连名字“海厄姆街”和“弥尔顿街”都是作家的杜撰。
英国地理学家梅西（Doreen Massey）认为所有的空间都固有其性别特征。她指出，“从空间/地方的象征意义以及它们所传递出来的清晰的性别信息到通过暴力手段的直接的驱除与排斥，空间与地方不仅其自身具有性别色彩，而且以这种属性反映和影响着性别被建构以及被理解的方式”。在伍尔夫的文学地图上，我们看到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房中天使”的“人设”和她们受限的活动区域，伦敦的公共场所与私人空间的划分也都被标上了突出的性别色彩。《远航》中的雷切尔是父亲的乖乖女，长期被禁锢在家中，过着衣食无忧而毫无自由的淑女生活。达洛卫夫人更是标准的“帝国女儿”形象，她的生活内容即是奔走在华丽的客厅与伦敦闹市区的花店与精品店之间。《岁月》里帕吉特一家的女儿们待在宽敞的大房子里，不能像家族里的男性一样在城市里自由走动，更享受不到家族男性们受正规的教育，然后供职于政府机构或者被送去殖民地为帝国效劳的权利。
除了“不协调的并置”，伍尔夫的文学地图上还有很多“重复”（repetition）：人物行走路线的重复、停留地的重复、经历的重复等。《岁月》的一开始，帕吉特上校去密会他的情人，那是位于威斯敏斯特教堂这一巨大的建筑物下面的一条狭窄的街道，街上全是些低矮昏暗的房屋。37年后，埃莉诺去探望表妹玛吉一家，他们住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附近一条偏僻的小街上。还是那条街，还是30号，地址的重复暗示着命运的重复。伍尔夫用重复的技巧喻指了帝国的女性们在奔跑的游戏中终究难以逃脱受禁锢的空间及命运。
综上所述，伍尔夫的双重地图不仅揭示了她的帝国意识和阶级属性，同时也彰显出她作为女性作家对性别意义缺失而做的文学补偿。她通过让女性加入“远航”或踏入“公共区域”拓展女性生存空间，试图将女性嵌入英国的帝国史。然而她在为女性进行自我赋权时又必须挪用殖民者身份和复制男性对臣属的控制话语。因而在抗拒父权权威的同时，伍尔夫实际上又散播了帝国主义的父权意识形态，这无疑又是一个悖论。种族与阶级带来的骄傲感与优越感、扎根其上的民族情感与伦敦情结，既遭受着帝国文化衰退的撞击，又始终笼罩在性别劣势的阴影中，这位焦虑的帝国女儿陷入了难以化解的“文明与野蛮”“改造与归属”“异化与同化”“对抗与依附”的重重悖论带来的迷茫。
三、美学说：迷茫的现代生存
20世纪初，曾经辉煌的英帝国殖民事业在战争、民族解放运动、阶级矛盾的激化下走上了解体的不归路，帝国的自信渐渐让位于一种谨慎，帝国的上上下下都已意识到了一种毁灭性的损失。在知识分子中形成的文化恐慌使得这一时期的小说带有一种明确无误的不确定性，宗主国的作家也好，殖民地的作家也好，他们与政治家和决策者们一样，也都深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窘境。作为后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先锋，伍尔夫在其创作中表达出对帝国命运的忧思，又在充满悖论的帝国意识中寻求作为女性的出路。
首先，面对20世纪充满分裂因素的世界和帝国衰微带来的文化危机，伍尔夫显然陷入一种形而上的无家可归感。宗主国—殖民地、统治阶级—平民、男性—女性这一系列对立及其带来的悖论感让她饱尝迷失与焦虑。而对于人的生存焦虑，萨特的回答是：“我们通过投射（project）创造出意义，或者去形造出我们的存在。在这种让一个人感到无方向感或迷失的焦虑中，人有自由去实施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图示化再现。那么，一个人在其中的位置就成了一种让事物变得有意义的形式。这个投射就变成了一种隐喻化的制图，通过它就有可能克服无方向感，或者海德格尔所说的‘无家园感’。”因此，现实主义作家再现空间与地方的手法更多的是倾向于描写，而现代主义作家对地理位置的处理更多的是限于命名：只是指出一个方位，而没有太多的细节。这更像是一种路线图，而路线图的功能更接近于地图表达，指向的就是定位及寻求方向。伍尔夫在文本中多有对街道地名及主人公行走路线的记录，少有像狄更斯那样的详细描写，她在其文学地图上对伦敦各种标志性建筑和街道的反复的一一细数和追索正是对无家可归的迷茫感的一种图示回应。借助于深深植入其灵魂的伦敦地图，伍尔夫对其家园进行文学再现，企图找到家园感与方向。
然而，如前所述，在伦敦地图背面附着的是殖民地地图，“英国性”与“伦敦人”的身份建构也无不是建立在“海外”“那里”和“他者”的存在之上，包括伍尔夫在内的英格兰人在寻求重建迷失身份的同时又漠视支撑其身份的殖民地；在企图重构帝国文化的同时又践踏着意欲同化的殖民地文化，这一切悖论都使得她的双重地图仍旧陷入了一场现代主义的空间悖论，带给主体的也还是一种滑稽的“有方向的迷失感”（oriented disorientation）。
再者，作为英帝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女性代表人物，伍尔夫在试图帮助帝国摆脱统治危机的同时也始终密切关注女性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生存境遇和发展空间，深刻反思父权制社会与有形帝国的关联。通过书写殖民经历，塑造参与殖民过程的女性形象，伍尔夫将女性刻画到帝国的版图中，希冀在其中找到定位。然而，在必须通过与帝国意识形态的共谋来实现她反父权、反霸权的女权主义理想的囧境下，这种追寻也终将是英帝国现代生存境遇下的“迷失中的迷失”而注定徒劳。
当我们将伍尔夫的“重复”技巧聚焦于作品中的地理特征时，我们发现读者往往被带入了一种“空间蒙太奇”的感知：小说中不同人物在一个位置的取景框中（一条街、一个广场、一座花园）依次穿行而过，这期间的时间间隔可以很短、顺序相连，也可以长达几十年。《岁月》中埃莉诺在1890年坐着马车路过牛津街；三十多年后，侄子诺斯驾着跑车行驶在同样的路段。每一个镜头都是对时空的记录，它们经过作家的剪辑与组合呈现出独特的蒙太奇效果——以固定的空间和流动的时间形成了一种时空对立，记录了在凝固的空间面前时间如何在流动。这种将时间空间化的现代主义技巧既体现了伍尔夫高超的叙事艺术，同时也在异质的事物表象后面展现出现代社会的流动感、不确定感和碎片化特征这一同质化主题。根据詹姆逊的理论，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对应着具有不同特点的空间，在帝国主义阶段尤其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跨国的新的国家空间要求这个时期的作品呈现新的空间投射，与现代主义相关的一些技巧（如意识流、蒙太奇等空间形式）就可以被视作去克服再现危机的尝试。伍尔夫的文学地图正是这样一种现代主义时期的美学回应。
现代主义强化了美学与政治的联姻，既凸显了美学的意识形态维度，也为美学角度思考和解决政治问题提供了文化语境。充满反叛元素的现代主义文学是抗拒传统的文学，但同时也依然是与西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存在共谋关系的文学，是具有妥协性的文学。现代主义文学自身的这种悖论性就注定了伍尔夫双重地图的空间悖论以及女作家无法消解的迷失感与焦虑感。
四、结语
彼得·图尔西（Peter Turchi）说，每一位作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绘图师。他（她）在创造一个世界的同时必定表达出自己的意图。并且，他（她）在自己寻找方向的过程中也承担着向导的角色。作为绘图师的伍尔夫在选择、编排其文学地图过程中运用“并置”“重复”和“空间蒙太奇”等技巧描绘出一幅幅晚期帝国地图，意欲在混乱的20世纪为帝国女儿们找到身份定位并指明方向。作为对应现代主义再现危机的空间叙事，伍尔夫的双重地图无疑是高超的，因为帝国主义冒险的政治—心理—语言危机最终产生的是一种全新的、让人产生幻觉的幻景，似乎只能由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现代主义叙事形式来表达；而作为寻求家园感与方向感的图示探索，她的绘图行为又是徒劳的。在帝国意识形态的桎梏中，20世纪的现代主义美学带给她的依然是一场破碎的“女儿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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