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君子曰” 引诗叙事功能蠡测
摘 要：《左传》引诗现象历来备受学者关注，学界对此已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对于 “君子曰”引诗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成因、引诗诗义、体例等方面，至于其叙事功能，却鲜有论及。《左传》中“君子曰”引诗现象的大量出现，是作者有意识的文学加工，它在行文中承担的叙事功能不容小觑，对后世史传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左传》 ; “君子日”引诗;叙事功能;
《左传》以编年体史书的身份成为我国先秦散文“叙事之最”，其中“君子曰”引诗的作用功不可没。它在行文中承担了特定的叙事功能，以支撑叙述者的创作和构思。从《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发展到《左传》叙事，这一质的飞跃的实现离不开《左传》中的大量“君子曰”引诗，这些引诗在《左传》成书中所起到的叙事功能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左传》“君子曰”引诗概况
《左传》用诗方式多样，其中引诗最为频繁，共计一百八十一条(包含逸诗九条)。“君子曰”引诗是《左传》引诗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类引诗多是用于评论和表达观点，不仅在行文中自成体系，而且对后世也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君子曰”引诗引起古今学者的广泛热议：不仅“君子曰”真伪问题引人瞩目，这一引诗形式也备受学界关注。
关于“君子曰”真伪问题的讨论层出不穷，自林黄中对《左传》中“君子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开始，不乏学者也持此观点，如刘逢禄、郭沫若、傅斯年等人。但经刘师培考证发现，战国时期许多著作中的“君子曰”评论模式层出不穷，这是佐证《左传》“君子曰”真实性的有力证据。郑良树、杨向奎等人，各自也都有著作考证“君子曰”的真实性，力证“君子曰”本就是《左传》史书中的一部分，并非后人增添附益。因而本文立足于“君子曰”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探讨《左传》中“君子曰”引诗的叙事功能。
关于《左传》“君子曰”引诗的范围界定，学术界有不同见解。张林川等人认为引诗包含“赋诗”“诵诗”“言语引诗”三种形式，其中“君子曰”引诗属于“言语引诗”的范畴；董治安先生则另有见地，他认为赋诗与引诗应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形式，是《左传》用诗的不同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引诗前有“君子”二字为标志的都属于“君子曰”引诗的范畴。据统计，《左传》中有“君子是以知”“君子以”“君子以为”“君子谓”“君子曰”五种方式的“君子曰”引诗。本文以杜预注、孔颖达疏(1999)《春秋左传正义》为文本支撑，详列“君子曰”引诗表如表1。
由表1可知，《左传》“君子曰”引诗共计五十二次，涉及风、雅、颂共计三十七篇，还有三篇逸诗也包含在内。“君子曰”引诗以君子之口引诗评论，引诗多以原文形式呈现，少数以篇名或诗义形式被征引使用。《左传》“君子曰”引诗散见于行文各处，这一系列“君子曰”引诗现象的叙事作用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即“君子曰”引诗在行文及传承中所承担的叙事功能。
二、《左传》“君子曰”引诗之叙事功能
关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有神话传说、《诗经》以及先秦散文中的寓言等不同主张。童庆炳(2006)则认为，《左传》才是中国叙事文学的真正起点与开篇，1即《左传》具备叙事文学完整的要素——情节、演进与视角。而“君子曰”引诗承担的叙事功能恰恰与之紧密相关，它的叙事功能便是为完备客观的叙事情节与视角提供支撑，以推进叙事的演进。
(一)“君子曰”引诗与叙事情节
诚然，《左传》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本身结构连贯清晰，“君子曰”引诗的介入则是锦上添花，使其情节完整，首尾呼应，所引之诗也与故事情节所表达的主旨相一致，因而全书叙事逻辑更加严谨，结构更加紧密，且向叙事文学进一步靠拢。《左传·僖公二十年》所载随国叛楚一事便可为之佐证：
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冬，楚斗穀于菟帅师伐随，取成而还。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2
书中详述了随国依仗汉水东边各诸侯国的力量对抗楚国，被楚国攻打以后讲和的故事，情节较为简洁，故作者在叙事结束后以君子引诗作结。引诗出自《诗经·召南·行露》，本义是指“苦于道路露水繁多，无法行走奔波”，引文中以露多不行，比喻有所畏惧，量力而行。作者将诗义与叙事情节相结合，使得故事情节更加完整，前后呼应。
再看《左传·文公二年》的记载，太庙祭祀时僖公牌位在闵公之前，君子认为失礼，解释缘由并引诗为证：
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是以《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诗》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也。2
叙述者借君子之口断言不按顺序的祭祀是失礼的，辅以父与子、禹与鲧、汤与契、窋与文王、武王之次第为佐证，加之郑国、宋国尊祖之史实来反衬太庙祭祀不尊祖遵礼，结尾援引《诗经》为证，用以讽刺这种违反礼法的行为，层层递进，说理严谨，且诗意与叙事主旨相一致。劳孝舆(1982)曾在《春秋诗话·小序》中提到：“既无诗，乃有《春秋》，文武大法，寓于《春秋》，此孔子志也。”3这句话揭示了《诗经》与《春秋》在创作主旨上的一致性，而《左传》继承了《春秋》“立言”精神，可见重塑礼教维系的社会秩序是三者共同的价值取向。括而言之，“君子曰”引诗并非作者附庸风雅的闲笔，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引诗，它还为叙事情节提供主旨和理论支撑，使得叙事情节完整，说理严密，情节结构浑然一体。
(二)客观叙事以证史
《左传》编年体史书的性质必然要求叙述者遵循历史事实，客观还原历史真相，以待后人明史、评判和考辨。而浦安迪(1996)则认为：“中国史书虽然力图给我们造成一种客观记载的感觉，但实际上不外乎一种美学上的幻觉，是用各种人为的方法和手段造成的‘拟客观'效果。”4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作为史书的《左传》，是由史官书写的，史官作为叙述者，必然是以自己的视角展开叙事，行文中也不乏叙述者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全书并非完全客观。但叙述者在行文中已经有意识地追求客观，全书不仅以第三人称视角展开叙事，穿插了大量人物对白，而且书中还有“不书，不以告也”的阐明。另外，书中大量“君子曰”引诗也可窥探出叙述者力求客观叙事以证实历史的决心。
以《左传·庄公六年》记载卫惠公复位一事为证：
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宁跪于秦，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谋。知本之不枝，弗强。《诗》云：“本枝百世。”2
关于卫惠公复位，《春秋》中只有“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一句记载之语，而《左传》据此一句史实对其进行详细补充和阐释，以君子之口斥责左、右二公子扶立黔牟为国君的愚蠢之举。立君大事，必然要思虑周详，揣度本末，然后选择适当的方法和时机行事。文末借君子之口引《诗经·大雅·文王》“本支百世”为喻，佐证卫惠公复位乃有本有枝、符合历史的选择。
然而，《左传》的叙事并非完全贴合客观历史，一定程度上，它还夹杂了叙述者的艺术加工，以此来圆满叙事逻辑。因“好聚鹬冠”被杀的子臧即是力证，由子臧的死因可以看出《左传》叙事与史实的出入。结合《史记·郑世家》的记载可以发现，子臧的命运悲剧归根究底是因为郑国君权争夺的政治斗争殃及自身，而非因服饰不符身份而招致的杀身之祸。
由此可见，叙述者借“君子曰”引诗评论史实和叙事内容，其中有虚构成分，蕴含了一定的价值取向。“君子曰”引诗不可能做到完全符合史实，但采用这种形式评史表明作者已经有意识地追求尽量客观叙事。采用“君子曰”引诗评史而非以作者身份直接评价，这本身就是一种超前的叙事意识，从叙事艺术方面分析，叙述者不直接表现自我观点，标志着叙述者叙事意识的成熟，这种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也为后世文学继承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君子曰”引诗叙事功能之传承
《左传》叙事完整丰富，手法多样，清刘熙载(1978)有言：“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5“君子曰”引诗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法，不仅在行文中承担了相应的叙事功能，也被后世史传文学所继承发展，将中国叙事文学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先秦时期，文史分野观念尚未明确。在这种背景下，《左传》作者崇尚“史以文胜”，注重作品的文学性，在史实记载的领域，以“君子曰”引诗的形式纳入艺术虚构的内容，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郑子臧好聚鹬冠被杀”一事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种文史结合的创作观念为后世史传文学所继承发扬。以司马迁《史记》为例，分析发现，司马迁对叙事材料和作品的取舍中表现出明显的重文倾向，他在《三王世家》中将封三王的封策文选入其中，作为史书的一部分。分析原文可以看出，三王之封策文形式与内容极为规范，且文辞斐然，韩兆琦(1987)在《司马迁的文学观》中指出：“司马迁分外重视有感情有文采的艺术作品，凡遇到这种文章，他总是不计篇幅地尽量录入。”6由此可见，由文史结合观念的影响，封策文之斐然文采引起了司马迁的关注，因而将其选入《三王世家》。
《左传》“君子曰”引诗体现的文史结合观念不仅影响了后世史传作者的修史观念和叙事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而且这种史实与史评相结合的叙事体例本身也对史传文学的发展贡献很大。“君子闻之曰”之于《战国策》，“太史公曰”之于《史记》，“赞曰”之于《汉书》，“论赞”之于《后汉书》，“颂曰”之于《列女传》等论赞体制皆类于“君子曰”之于《左传》，都是由此发展而来。尤其是《史记》，它一方面直接继承了《左传》的“君子曰”，如《史记·鲁周公世家》有“君子曰：‘是不终也’”；7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太史公曰”的论赞体例。据张大可(1986)《史记论赞辑释》统计：“《史记》全书，序论二十三篇，赞论一百零六篇，论传五篇。”8纵观《史记》全貌，“太史公曰”出现频率极高，于全书而言不可或缺，这一体例为后来历代正史所沿袭，可见其影响之大。
四、结语
“君子曰”引诗作为《左传》中一类重要的引诗现象，自受到学界关注伊始，其社会功能就被广泛且深入地研究。除此之外，它还承担了不可忽视的叙事功能。本文以《左传》叙事成就为着眼点，结合《左传》文本，从叙事情节与叙事视角两个方面具体分析“君子曰”引诗在行文中承担的叙事功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史传文学在创作思想和体制方面对“君子曰”引诗的继承和发展。一言以蔽之，《左传》成为叙事完备、文辞斐然的经典，“君子曰”引诗功不可没。中国叙事文学自《左传》始，后世文学在此基础上传承发展，方滋未艾。
注释
1童庆炳 2006 《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略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2杜预注，孔颖达疏 1999 《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3劳孝舆 1982 《春秋诗话》，参见蔡镇楚编《中国诗话珍本丛书》(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4浦安迪 1996 《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5刘熙载 1978 《文概·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
6刘乃和编 1987 《司马迁和史记》，北京出版社。
7司马迁 2009 《史记》，中华书局。
8张大可 1986 《史记论赞辑释》，陕西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