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小说《西南边》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反思
摘 要：《西南边》是彝族作家冯良创作的一部关于西南边地和彝族历史的长篇小说，通过三对不同民族结合的夫妻的恋爱过程、婚姻生活和政治生存，呈现了四川凉山彝族从共和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变迁。本文从文本的地方性知识、艺术魅力和文化反思三个方面，观察民族志小说《西南边》背后的西南边地的文化与民俗、彝族人民的情感与生活状态、民族国家的制度与历史。
关键词:《西南边》 ; 彝族;民族志小说;
《西南边》将彝族社会和民族资源等活态文化进行“文本化存储”，具有民族志的资料价值，和人类学民族志的本体论意义相一致。可见，《西南边》可以被看作民族志小说的典型文本，作者通过小说的形式讲民族交融和民族国家的故事，这也是彝族作家从内部视角书写族群文化和区域文化的一种尝试。叶淑媛指出，对民族志小说的批评要从民族志书写、知识性与审美性的融合、民族性的借重与超越三个维度入手，本文试图挖掘《西南边》深描的地方性知识、小说的艺术魅力，最后从《西南边》“民族志”书写的功能进行反思。
一、地方性知识：西南边地书写
《西南边》气魄宏大，视野宽阔，呈现社会历史变迁与民族生存状况。开篇从凉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论起，直指民族社会变迁的内部矛盾，即黑彝和白彝、主子和娃子的关系问题。曲尼阿果身为黑彝奴隶主子女性格要强孤傲、言语直接，和沙马依葛身为白彝，更卑微敏感、言语小心、兼容他人。黑彝是贵族群体，掌握财富与地位，而白彝是附属者，卑微而穷困,两形象深刻象征身份差，失去汉人之子意识的木略在民主改革中重新唤醒身份意识，成为民族干部进入政治生涯。可见，民主改革的思潮已经改变了彝族社会小人物的命运，更改变了凉山彝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轨迹，凉山彝族人从奴隶社会直接飞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民族志式的深描的内容具有社会史审时度势的眼光。
小说展现彝族的生存状况，聚焦彝人自我身份认识。具体来说，表现在彝族对人名的理解与文化传统的坚守两方面。
奴隶主隐匿姓名、统称“主子”，在日常语言与行为上反复奴化奴隶娃子。而当木略张嘴连叫三声“吉黑哈则”时，其奴性被消解，以反抗奴隶主一事解阀身份。而在民族政策下培养出的彝人古侯乌牛还有另一个汉名“古文清”。古侯乌牛前期辗转上海、北京等地学习都使用汉名，表现出对彝族群和彝文化的疏远；后期回归族群，不顾职业前途，返家保护并支持表妹曲尼阿果；他更是在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活动中作为彝族游泳健将的民族形象出场。后期他没有再使用汉名“古文清”，可见他对人名的理解赋予了身份意义，这是彝人自我身份界定的一种象征。
彝人坚守传统文化，在生死观、生活观、婚姻观上都体现出身份焦虑。彝人死亡后一定要火葬，且“死了灵魂要飘去三个地方，一份留在火葬地，一份存在家里，一份飘去我们的祖灵地，云南昭通”。因此曲尼阿果和母亲即使被指责为迷信，也要让毕摩给阿果爹唱经指路。死人的身份因为传统生死观念而得到明晰，生人也从此找到族群归属感。而彝族两次叛乱实质都是黑彝不愿意放弃传统黑彝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不愿意放弃“黑彝奴隶主”的身份而引起的慌乱。夏觉仁辩解“按你们彝人的习惯，大家是帮他家的忙出的事，他咋好不跟着跑呢！”可见黑彝的慌窜不是叛乱，而是陷入了身份定位的焦虑。黑彝在身份确认过程中处于弱势，应该适度关怀，使其明晰并适应变化的身份属性，这才是缓解民族矛盾的合理方式。而小说中“新叛”情节中民族干部的强硬手段可以窥见历史真实与历史局限的一面，这是文化祛魅的表现之一，将凉山、西南民族地区、民族国家的隐藏面裸露在民族志小说中，揭示了真实的地域文化、民族生存状态。
《西南边》不仅对凉山彝族的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整体观照，还从民间语言、民间风俗和民间意识彰显特定地域环境下的彝族民俗事项。
《西南边》记述丰富的凉山方言、格言、笑话和名称称谓等。木略父亲的彝名“克其”意为“是远方的人”，阿果对夏觉仁医生直呼“措污汉呷”，意指“烂汉人”，阿果老辈子说的老话“老虎的祖先漂亮，它的孙孙也漂亮；乌鸦的祖先漆黑，它的孙孙也漆黑”，夏觉仁从汉人看待彝族语言，描绘彝人呼痛声的丰富表达“啊啧啧”“啾”“咝咝”，这些都从彝族人和汉人的主位、客位视角展示了凉山人民口头语言的丰富，是民间口头语言文化的资料记载。关于民俗事项的民间风俗如婚俗、丧俗更是民间文化的活化石。彝族族群的婚姻潜准则是内部通婚，尤其高度重视娃娃亲，这成为维护家族形象的手段。“娃娃亲”章节，父亲高度关注阿果和表兄的娃娃亲以防“女儿丢脸”，古侯乌牛悔婚后与家族关系恶化。悔婚与出轨都是彝族婚姻大禁忌，阿果所有亲戚谴责她的丈夫，他们作为家族形象管理者出面，将婚姻与整个家族影响相联系等观念。婚姻仪式上，女子的头盖至关重要，作为成婚的象征，也作为区分姑娘或妇人的身份属性。和婚礼仪式不同，在丧礼仪式上，女子装扮精致，“镶着獐子毛绣着花草的坎肩”“成串的琥珀珊瑚”等女子的盛装出场突出彝族女性对家庭、婚姻的附属，可见彝族的习俗严格，有彝族特有的文化情感表达。
宗教信仰是民间意识的一种表达方式。彝族尊重毕摩，视毕摩的“叫魂”仪式为生存策略之一，这是彝族独有的民间意识。“叫魂”一章节，生动地描述了毕摩叫魂施法事的现场，展现了毕摩的生存状态。小说幽默地嘲讽毕摩的数次失误，但失败的叫魂仪式仍被阿果母亲看作有效的治疗方式，这直接揭露其“迷信”本质。作者真实地展现彝族传统文化滑稽的一面，展现传统与现代冲突下求助于毕摩的荒谬性，这正是直接对彝族文化的祛魅。在时代的更迭下，剥去文化神秘性的外衣，展示其进步与落后的两面性，具有深描本土文化的价值。且这些小说情节不是凭空想象，冯良表示“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些模糊的面容和他们的笑谈、行事风格，比如我小时候就认识和我家来往较密切的某位叔叔或阿姨”。作者亲身体验彝族变迁，更用时十年查阅历史和社会资料，其“民族志”书写是作者作为彝人从主位视角，极具反思性与诗性地写出的西南边地史。
二、艺术魅力：小说的诗学空间
《西南边》区别于其他小说的叙事方式，通过“在地化”和“民族志式”两类书写方式实现知识性与审美性的融合，展现独特的西南边地气息和故事节奏，营造独属于三对跨民族夫妻的情感张力。
(一)在地化书写
冯良生在凉山，长在凉山，能立足在凉山的人、言、景，通过在地化书写，刻画在凉山的灵。具有民族特征的语言被运用到小说的文本写作中，呈现原生态的语言魅力，使读者进入彝族文化氛围之中。各个人物的方言表述直接呈现西南彝族地区的语言风格，善用叠词、韵律和谐、散发着幽默气质，如“大女娃娃”“傲兮兮”“荞粑粑酸菜洋芋汤汤”“手在揪扯，一下一下”，作者冯良的文本创作中也延续了相类似的风格，如“风一阵一阵，寒呢”“下坡咚咚跑的只有凉山人”。另外，“害臊”“闪开”“挑针”等地方行话，“啥”“咋”等语气助词塑造出凉山的独特的原生态风格，既粗犷、野性，又自然、率直，川音感十足，“四川人可以读出声来”。这些地方感强的声音和人物群像的画面共同映射了西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具有民族特征的语言和人物形象共同营造文本内部原生态的西南凉山空间，富含浓厚的民族气质。
冯良擅长于环境描写和细节描写处呈现物质文化，包括凉山彝族人民“衣食住行”等，在厚重的历史叙事布局中创造一个文学空间，给读者美的感受，同时还呈现丰富而细节的地方性知识。可见，社会图景被汲取和想象后，进行在地化重构，转化为文学文本，这是民族志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如描述余秀的人物背景时,记述语言生动活泼，使汉人群像、西南食物、民族交融等局面同时出场，乡土气息浓厚。表述凉山道路和交通情况时，“车到雅安，要去往重重大山里的凉山腹地，只有一条蜿蜒在群山峻岭，传自西汉的羊肠小道……又有人附庸，称南方丝绸之路。”文学性、历史意义、现实状况融为一体，勾勒出凉山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情况，预告凉山的发展路径，落实到“在地化”的“地”。
(二)民族志叙事
《西南边》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凸显“民族志式文学创作”特点，以至于叙事节奏紧凑、故事焦点突出、现实感强。
首先，小说情节设计过程中，章节名字不同于常规的小说设计，冯良故意隐蔽章节，按照叙事内容规整有序地裸现故事，极像文献笔记、民族志的写法。小说的情节逻辑根据“爱情1”“爱情2”到“爱情6”“情挑1”到“情挑3”展现爱情故事线，由“民族干部1”到“民族干部3”“祸端1”“追逃1”到“追逃3”以及“纪念活动1”到“纪念活动3”揭示政治故事线。可以发现情节具有强烈的数字化和连续化特点，显得规整有序，给读者明显的在场感和故事感。同时，政治生存和婚姻生活两条主线同时进行、互相交织，在情节设计上形成复调的形式，宏观上既展现社会历史变迁和西南边地景象，中观上又锁定在三对不同民族结合的夫妻的日常生活和爱情故事，协调有致地呈现复杂的大历史和小人物“共在”的图景。
从纵向维度看，文本分别将凉山解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阶段从广度和宽度上呈现；从横向维度看，复调情节“政治生存”和“婚姻生活”在同一时间和空间相辅相成。以“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活动”等为“政治生存”主线的三个焦点，展开曲尼阿果和夏觉仁、俞秀和木略、沙马依噶和吴升三对夫妻的爱情故事和友情交织。
小说章节从一开始就大幅渲染夏医生和阿果的爱情种子，以“爱情1”到“爱情6”勾勒夏觉仁与阿果从相知、相恋、分离到相伴的过程，最后以“乌尔山上”一节浪漫化地呈现夏医生不忘初心般的热诚，默默陪伴在阿果身边，正如双方年轻时的模样。这种讲故事的手法贯穿两人相遇后的一生，即整个生命周期，在穿越时间、打破空间的叙事中，隐匿和消解婚姻缝隙，最后以开放式的写作方式给读者以充分的想象空间，“众人议论，他两位肯定再而三地撞上过，巴掌大的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谁也没有证据，闲嚼舌头而已”，好似两人的爱情结局由读者的想象和意志来操控。这超越了一般性的爱情，而是冯良故意创作的爱情空间，使读者参与到对爱情永恒的讨论之中，产生见仁见智的世界观。主题、题材、内容与形式的选择、思考与创作已经超出了社会历史变迁的框架，直指人类普遍性，打通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达到民族志小说文本的“人类性”。
总的来看，每一个阶段都是复调情节“政治生存”和“婚姻生活”的共生。最具有文学性的是纪念活动与情挑两条次线索在同一时间和空间所组成的复调故事，将严肃的政治性活动和轻佻的情佻事件放在统一叙事框架下，形成张弛有度的节奏感，消解呆板，显得故事活泼，展示现实生活的复杂面、多样化。可见，作者将文学的想象与历史的叙事打通，虚构的文本成为本文的镜像世界，于小说内部显示出真实，具有深刻的文学性，构造独特的彝族社会民族志小说。
三、小说《西南边》的文化反思
《西南边》“民族志”式的书写的文学功能是多元化的。首先他给广阔的文学世界树立经典地域形象和民族形象。《西南边》的写作具有冯良自身强烈的彝汉根子性，这和冯良生命线中的自我生存经验密不可分。从生活环境上看，冯良17岁上中央民族大学之前一直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生活、学习。这是一个彝汉杂居县，设治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彝汉杂居的影响下，彝人汉人的生活与生产、文化与意识都使冯良的根性显示出独特的敏感与锐力。从学习与工作环境上看，冯良从凉山到北京、辗转至西藏后又回到北京，“同质异质的文化”自然生发于冯良的生命历程，“是记忆，也是想象……它们给予我表述它们的自由”。文化记忆与文化想象在“民族志”书写中以地方性知识、历史记忆、族群记忆等内容表现，呈现了西南边地民族的群像、生活、情感以及丰富的文化，这不同于阿来的川藏、李娟的新疆、扎西达娃的西藏，《西南边》自然地生长了冯良的凉山。
美的感受和族群的反身分别是“民族志”书写的第二、三个功能。《西南边》中，知识性与艺术性的结合成为“民族志小说”的内核，艺术魅力的表现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塑造文本与读者的对话空间，可能达到作者意料之外的效果，形成叶淑媛所说的“借重与超越”，进一步丰富文本的阐释维度，塑造多维的文学空间，无限地达到文学内部的“真实”，这是最深刻的艺术魅力。
民族志书写对于作者自身而言，是一种自我反身。在书写的过程中必须与自我经验再相遇，作为现在的“自我”与作为过去的“他者”再相遇，是“民族志”书写自反性的体现，正如冯良的自评“《西南边》于作者我，是一部自我亲近的作品。”更具族群意义的是，《西南边》站在彝族本位，以民族志小说的体例实现族群的自我书写。不仅破除了汉族作家对彝族文化的书写、还打破了彝族诗歌书写的中心，具有破边缘性的价值。彝族作家以深深的民族认同解构族群社会历史文化，揭露彝族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双面”，一是民族的进步与融合、二是长期以来的民族根性的某种消解。这种文化反思与民族性反思的精神是存在民族根性中的民族意识，也是“民族志”书写的永恒价值。
四、结语
总之，《西南边》具有民族志小说的范式意义，其知识性、审美性、超越性或多或少地对西南边地的隐秘历史和彝汉两族的群像进行深刻的阐释。在地方性知识的呈现上，社会历史变迁、民族生存状况和西南民间文化是环环相扣的，共同塑造边地民族的丰富文化；在文本的艺术审美维度，从语言到环境描写、从叙事到母题、从多类型人物到深刻人性的刻画，《西南边》都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民族志”书写的超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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