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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睡眠书写

发布时间:2022-10-10 08:58:03

  摘    要:睡眠书写在文学中出现的时间极早,至宋代蔚为大观。苏轼是宋代第一个大量书写睡眠的文人。闲暇时光里身心舒畅的怡悦,疾病缠身时饱受折磨的痛苦,都在他的睡眠书写中留下了痕迹。苏轼精神世界中的悲哀迷惘、守真不屈、超逸旷达也投射在了睡眠活动中。更可贵的是,苏轼在睡眠中注入了生命的哲思,包括对人生至味的探求,对自在生命的追索,对至善至美的珍视。在苏轼笔下,睡眠从生理需求的层面,上升到人生哲思的高度,蕴含了丰厚的文化品格。


  关键词:苏轼;睡眠书写;生活景况;精神世界;人生追求;


  Su Shi's Sleep Writing


  ZHANG P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m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Sleep writing appeared very early in literature, and it became a grand view in the Song Dynasty. Su Shi was the first literati in the Song Dynasty to write extensively about sleep. The comfort of mind and body in his leisure time, the torment of suffering when he was ill, these life situations left their marks in his sleep writing. In Su Shi's spiritual world, the sadness and confusion, the unyielding integrity, and the ultra-elegant and broad-mindedness were projected in the sleep activities. What's more valuable is that Su Shi injected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life into his sleep, including the search for the best taste of life, the pursuit of free life, and the cherishing of perfection and beauty. In Su Shi's writings, sleep has risen from the level of physiological needs to the level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bout life, which contains a rich cultural character.


  Keyword:Su Shi; Sleep Writing; life Situation; Spiritual World; Life Pursuit;


  睡眠是生命存在和延续的基本保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又极易被忽略。而“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睡眠亦有其“道”可探求和体认,苏轼便深刻领会到了睡眠的内蕴。本文所言的睡眠书写即有关睡眠的书写,只要涉及了睡前、睡中、睡后三个阶段中的相关活动、感受及空间环境,便视为睡眠书写,而不一定在文本中以其为主要内容。依据这样的定义,《苏轼全集校注》[1]1中的睡眠书写有诗歌约200首,词约40首,文约50篇,并呈现出多层次多侧面的特点。从写作的时间考察,睡眠书写亦贯穿了他创作的始终,是认识苏轼形象的重要视角。


  睡眠书写从《诗经》《离骚》始,至魏晋诗歌,大多集中在“夜间失眠”这一书写模式上[2]。失眠依托着男女相思、悲秋感时、仕宦羁旅、悼念亡者等题材,是时代动荡的缩影。齐梁时期睡眠书写出现在闺怨诗中,带有强烈的宫体化色彩,如萧纲《咏内人昼眠诗》、戴皓《咏欲眠诗》。睡眠在诗歌中普遍化,是唐代中期以后的事。众多诗人开始关注睡眠,尤其是白居易,赋予睡眠浓烈的闲适氛围,“在咏眠诗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3]。


  宋前,睡眠书写在文中的身影不常见,就算在以咏物为主的赋中,也只有少量的歌咏与睡眠相关的器物——席的作品,如张纯《赋席》、王鉴《竹簟赋》、孙逖《席赋》等。另外一些关于睡眠的记录多言其养生功效,如托名彭祖的《摄生养性论》、孙思邈《𠈃生铭》。这些不蕴含作者的情志,亦不具备文学表现的性质。真正进入文学中睡眠书写谱系的,乃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所言: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4]


  此处的睡眠书写成为宋代文人摹写化用的范本。弹琴、读书活动常和睡眠发生时间上的关联,树阴、鸟鸣、北窗、凉风多出现在睡眠的空间环境中,“羲皇上人”传达着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北窗下卧”成为隐逸生活的代名词。


  宋前,词中的睡眠书写极少,大多是写女子闺中睡眠,表现一段孤寂相思之情,不具有典型性,故不赘述。


  一、睡眠与苏轼的生活景况


  一个人的睡眠最能反映其真实的生活景况,生活的舒适和困厄都会体现在睡眠中。苏轼在睡眠中记录了人生中的闲适生活,尤其是倅杭期间悠然自在的状态。疾病的威胁和艰苦的处境在他的睡眠中也有真切的反映。


  (一)身心的闲适


  简单来说,“闲”指闲暇、安闲的状态;“适”指舒适、适意的感受。时间上的闲暇是获得适意感受的保障。苏轼倅杭,事务较为轻松,此时他在诗歌中有大量表现其闲适生活的睡眠书写。《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诗卷七,639页)一诗,写自己游览当时杭州最有名之佛寺灵隐寺的经历:


  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屋堆黄金斗量珠,运尽不劳折简呼。四方宦游散其孥,宫阙留与闲人娱。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乔松百尺苍髯须,扰扰下笑柳与蒲。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绝胜絮被缝海图。清风徐来惊睡余,遂超羲皇傲几蘧。归时栖鸦正毕逋,孤烟落日不可摹。


  诗歌从吴越王钱镠之败子孙离析写起,感叹盛衰哀乐皆转瞬即逝,不必忧思萦回,不如视溪山为放纵逸乐之所,而眼前的灵隐寺就是绝佳的选择。这里乔松百尺、柳蒲茂密,乃清幽静谧之地。在凝香的长老居室中,立马就能饱睡一觉。相比于缝制着海涛图画的绣被,卧躺在粗糙的氍毹上更易让人进入睡乡。醒时又逢清风徐来,闲适自在之感胜过太古时候的人们。诗歌从历史到现实,从寺庙的大环境到方丈的小空间,诗人的思绪跨越古今,视野由大而小,最后聚焦在自身的睡眠行为及其触发的思绪上,整首诗弥漫着翛然闲逸的氛围。杭州的名山古刹是苏轼常造访之地,他也常眠于寺庙,如孤山寺、净土寺、水陆寺、广爱寺、海会寺、金山寺等2,他在这里午睡小憩或止宿过夜。幽寂静谧的寺庙,洁净凝香的禅房,让“独求僧榻寄须臾”(《瑞鹧鸪》词卷一,15页)的苏轼得到了身心的安憩与慰藉。


  苏轼在闲暇时总喜欢安适地美睡一觉:“放朝三日君恩重,睡美不知身在何。”(《次韵杨褒早春》诗卷六,491页)“日长惟有睡相宜,半脱纱巾落纨扇。”(《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诗卷十六,1722页)“午醉醒来无一事,只将春睡赏春晴。”(《春日》诗卷二十五,2786页)“幽人睡足呼不觉,欹枕床前有月明。”(《无题》诗卷四十八,5569页)苏轼是好睡懂睡之人,自言“平生睡不足”(《宿临安净土寺》诗卷七,693页)的他,也总会尽量创造条件满足自己的睡眠需求。这表现出了他对白居易闲适观的受容。“白居易的闲适诗已经开始大量取材日常生活入诗,这种风气到了宋代士大夫手中发扬光大,开始大规模、深入地透过对日常生活的情趣发掘与用心享受,从而形成了自我独特的品位。”[5]而“东坡平生最慕乐天之为人”[6],在日常生活题材睡眠中表现自己的闲适趣味,与白居易是一脉相承的。


  (二)病痛的侵扰


  从苏轼的睡眠书写中可窥见其身体状况。苏轼熙宁年间在杭州时有大量的涉病诗,多次写到自己患眼疾3,但还不算严重,不至于时时躺卧或夜夜难眠。到了密州后,严寒的天气、粗朴的住宅、萧疏的风光,无不让苏轼感到落寞,而且直接对他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威胁。


  在密州的第一个除夜,苏轼就因病失眠了,他写下《除夜病中赠段屯田》(诗卷十二,1213页)一诗:“萧条灯火冷,寒夜何时旦?倦仆触屏风,饥鼯嗅空案。数朝闭阁卧,霜发秋蓬乱。”在漫漫黑夜中因病难眠,仆人疲倦得站立而寐,饥饿的老鼠开始活动,写出失眠时清冷寂寞之状。因病只能多日卧床,头发添白乱如飞蓬,活画出颓唐憔悴的病夫形象。方三十九岁的苏轼已经感到“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生已过半,又疾病缠身,与那行将就熄的炭中之灰有何区别?就算在气温回暖的春季,情况似乎也并没有好转:“酒阑病客惟思睡,蜜熟黄蜂亦懒飞。”(《和子由四首·送春》诗卷十二,1267页)“衰病少悰,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一丛花·今年春浅腊侵年》词卷一,146页)至初夏:“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西斋》诗卷十三,1272页)因病饱睡后仍昏昏沉沉,流露出颓萎孤独之感。恐怕在密州的冬天,苏轼很少有温暖舒适的睡眠,尤其在下雪天:“但觉衾裯如泼水。”(《雪后书北壁二首·其一》诗卷十三,1224页)“小庵高卧有余清。”(《雪夜独宿柏仙庵》诗卷十四,1435页)冰冷的睡眠环境无疑不利于健康的恢复。


  苏轼虽没有明言在密州时候所患何病,但料想感冒是常有的4。不过真正折磨苏轼的应是痔疾。苏轼在绍圣三年(1096)写给程正辅的书信中提到:“某旧苦痔疾,盖二十一年矣。”(《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五十三》文卷五十四,6026页)推算苏轼始患痔疾,乃在熙宁七年(1074),这可能与他到密州后处理政事久坐之劳有关。痔疾严重之时,必须卧睡。也许是因为诗歌公共阅读的性质,加上语言使用上的考虑,苏轼不便于在诗中明言这种私密性疾病5。他晚年因疾病只能将自己拘束在狭小床榻之上的痛苦,多吐露在其私人领域的简牍中。在弥留之际,“某两日病不能动,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与米元章二十八首·二十三》文卷五十八,6465页)。“某卧病五十日,日以剧增,已颓然待尽矣”(《与径山维琳二首·一》文卷六十一,6775页)。这两则分别作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七月。相比于诗中的记述,吐露给友人的寝食不安的情景,更能使人直接感知到彼时他承受的巨大痛苦。


  二、睡眠与苏轼的精神世界


  睡眠的不同状态是身体感知世界的反映,也是精神活动的写照。苏轼笔下的睡眠透露着他多维的精神世界。


  (一)悲哀迷惘


  苏轼有很多难眠不眠的时刻,其中寄寓着他浓烈的悲哀意识。他渴求随性适意的人生,进入仕途后却发现众事乖违。但他因强烈的用世之志和现实生活的压力无法真正隐退,只能在仕隐间不断拉扯。这种矛盾纠结的心理带给他沉重的忧虑。苏轼失眠时反躬自省:“有如辘轳索,已脱重萦绕。家人自约饬,始慕陈妇孝。可怜原巨先,放荡今谁吊。平生嗜羊炙,识味肯轻饱?烹蛇啖蛙蛤,颇讶能稍稍。忧来自不寐,起视天汉渺。”(《正月九日,有美堂饮,醉归径睡,五鼓方醒,不复能眠。起阅文书,得鲜于子骏所寄〈杂兴〉,作〈古意〉一首答之》诗卷九,831页)舍己从时,违背素志,失眠中流露出自己的深沉哀戚。不得已的选择带来的苦闷悲楚之情,在节日里被放大。除夕之夜“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其一》诗卷十一,1062页),令节羁情,孤灯遥夜,已足够悲怆,然而“重衾脚冷知霜重”,连身体的温暖需求都不能被满足,寂寞哀伤之情在漫漫长夜被牵扯得愈发绵长。


  苏轼在儋州所作《倦夜》(诗卷四十二,5025页)记述了自己彻夜不眠时饱含的人生凄凉之情:


  倦枕厌长夜,小窗终未明。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衰鬓久已白,旅怀空自清。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


  失眠时最大的煎熬莫过于感受到时间故意放缓了脚步,故意不愿带来晨曦,失眠人只能在黑暗中靠听觉感知外部世界。然而苏轼只听得偏僻的孤村中稀疏寥落的犬吠和荒园里蟋蟀的声声叫唤。高步瀛评后两句“义兼比兴”[7],“荒园”正是被贬之所蛮荒的海南,诗人自己如空喊口号的“络纬”,奔走呼号一生,却最终一事无成,彻底否定了自己的人生。苏轼在失眠时候凭敏感脆弱之心感触到的夜世界,阴冷凄苦,孤寂悲凉。元符三年(1100),苏轼对其晚年的生活作概括:“一生忧患萃残年,心似惊蚕未易眠。”(《次韵郑介夫二首·其二》诗卷四十四,5208页)苏轼在惠州儋州时,固然作了极大的努力超越苦痛的人生,但不能忽视这背后隐藏的悲苦凄凉时刻。


  寄寓在睡眠书写中的精神痛苦,不仅有对当下的悲哀之思,还有对未来的迷惘之感。由于入睡后身体和意识处于暂时休息的状态,从睡眠中醒来时往往会产生不知身在何方的感觉。从医学上来讲,这是睡眠惯性(sleep inertia,简称SI)所说的“醒后立即出现的一段暂时的低警觉性、迷惑、行为紊乱和认知能力,感觉能力下降的状态”[8]。在难以确认自身位置时,思考自身存在和人生方向等问题,便很容易生发对世途命运的错愕迷茫之感。苏轼多次借睡眠传达出这样的感受:


  “酒醒不觉春强半,睡起常惊过日中。”(《次韵乐著作野步》诗卷二十,2166页)


  “苏子隐几而昼瞑,栩栩然若有所适而方兴也。未觉,为物触而寤,其适未厌也,若有失焉。”(《雪堂记》文卷十二,1309页)


  “睡起风清酒在亡,身随残梦两茫茫。”(《桄榔杖寄张文潜一首。时初闻黄鲁直迁黔南、范淳父九疑也》诗卷三十九,4575页)


  “拥裘睡觉知何处,吹面东风散缬纹。”(《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二首·其一》诗卷四十三,5056页)


  “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诗卷四十三,5133页)


  苏轼在忧愤愁苦时,借睡眠来自我舒缓。但是睡醒之后,生理反馈加上心理感受,愁绪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平添了更深的沮丧和迷茫。苏轼一生辗转各地,他不知道命运的下一站在哪里。求得稳定的归宿是如此困难,前途的不可知引起内心巨大的不安。时间上的明天和空间上的家园都处在一片看不见的迷雾中,于是常常感叹“吾归何处”。经过一场睡眠后产生的对身世确认的需求如此迫切,从当下的身体感知,不知身在何处,进而触发精神上的迷茫感,不知行往何方。这是飘荡流离的苏轼时时闪现的人生空漠感。


  (二)守真不屈


  苏轼在睡眠书写中传达出了真率一面,这主要借陶渊明遣客醉眠与边韶昼寝两个典实加以展现。


  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陶渊明传》)[9]


  苏轼在诗中表现出对陶渊明天真率性的钦慕:“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二》诗卷七,673页)其后又对这种纯真率直作了改造:“君且归休我欲眠,人言此语出天然。醉中对客眠何害,须信陶潜未若贤。”(《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首·其三》诗卷十二,1179页)苏轼认为,醉后不必遣客,对客而眠才是真正的高明率性。


  关于边韶昼眠的记载见于《后汉书·边韶传》:


  (边韶)曾昼日假卧,弟子私謿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10]


  大腹便便的边韶白日呼呼大睡,遭到学生的嘲笑。他巧妙地为自己慵懒好睡作了辩解,其机智风趣的性格受到了苏轼的喜爱。苏轼不仅赞其真率可爱:“孝先风味也堪怜,肯为周公昼日眠。”(《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首·其三》诗卷十二,1179页)而且借边韶的形象来书写自我:


  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宝山 昼睡》诗卷九,903页)


  苏轼倅杭时曾在宝严寺昼眠,且其“大腹便便”形象近似边韶,让他也忍不住机敏地为自己辩解一番。不过苏轼的“十围便腹”中所装并非经济学问,而满是天真自然习气。所谓“顽躯”,便是内在的天真率性养出来的一副愚顽身躯。这倒与朝云言其“一肚皮不合时宜”[11]相应,正是因其直言不讳的率性,所以显得不识时务、顽固不化。


  真率的苏轼常以身体姿态表达立场,通过睡眠展现倔强不屈的斗争心态。苏轼极力反对王安石新法中“罢诗赋、帖经、墨义”[12]的举措。在杭州监试时,苏轼作《监试呈诸试官》(诗卷八,723页)诗,追怀曾经由欧阳修振起的一代文风,悲感如今文风又充斥着空浮之气。苏轼言自己乃“老钝躯”,是愚昧固执不愿改变的。有意味的是以“聊欲废书眠,秋涛舂午枕”作结整首诗,不再作评判,而是借睡眠行动摆明态度。同在试院时苏轼又有《试院煎茶》(诗卷八,735页),仍是在诗歌末尾写“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睡眠是一种坚决不合作,但又充满无奈的反抗方式。正如其在《醉睡者》(诗卷四十七,5458页)中所言:“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可以说,真率是苏轼的典型形象之一,守住真诚,坚持立场,不随人俯仰,这是苏轼睡眠书写的独特之处。


  (三)超逸旷达


  超逸旷达是苏轼多重人格精神中最具魅力和感染力的一面,它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处在人生低谷的苏轼,也能饱睡甘寝,这是他超越苦难心怀旷达最有力的证明。从睡眠的角度感知苏轼的豁达超脱,多了几分真切。


  被贬岭南,苏轼作《纵笔》(诗卷四十,4771页)一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前两句是苏轼的自我形象写照:苍颜华发、孤独多病的老翁。他睡眠的处所在小小的阁楼中,卧具是简陋的藤床,用一“寄”字,更添辛酸悲戚之感。但这位老翁并非展转难眠,而是睡意甜美,连打更的道人都不忍心惊醒他。曾季狸《艇斋诗话》中载:“东坡海外上梁文口号云:‘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章子厚见之,遂再贬儋耳,以为安稳,故再迁也。”[13]诗本无怨刺讥讽之意,而且苏轼再次遭贬,也并非因为这两句诗,但人们如此附会,确实领会到了苏轼旷达胸襟中的精神力量。


  在儋州的一次昼眠中,苏轼描写了醒来之后体会到的超脱之感:


  翛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碎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独觉》诗卷四十一,4945页)


  末两句引用了他黄州时期词《定风波》中的句子,再次感受到人生中的荣辱得失无足挂齿。不同的是,黄州时期的苏轼是在一场迅猛的春雨后获得的感受,而这里却是在一次寻常的午睡后的体悟。相较而言,后者更为平静,更贴近于真实的生活。


  日常起居中超脱旷达的心态,在其《谪居三适·午窗坐睡》(诗卷四十一,4950页)中体现得更为明了:


  蒲团蟠两膝,竹几阁双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身心两不见,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无,何用钩与手。神凝疑夜禅,体适剧卯酒。我生有定数,禄尽空余寿。枯杨不飞花,膏泽回衰朽。谓我此为觉,物至了不受。谓我今方梦,此心初不垢。非梦亦非觉,请问希夷叟。


  谪居三适是苏轼谪居儋州时期一天之中最适意的三件事,分别是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午窗坐睡》一首将昼眠的姿势、过程、感受刻画得非常细致。坐于蒲团,手撑竹几,很快就进入了睡乡。诗人神凝体适,精力饱满,在睡与醒之间达到了六尘不染的境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多次在诗中使用“睡蛇”一词。《佛遗教经》言:“烦恼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蛇,在汝室睡,汝当以持戒之钩早并除之。睡蛇既出,乃可安眠。”[14]人若处在烦恼困扰之中,则心绪不宁,无法安眠。“谁信吾师非不睡,睡蛇已死得安眠。”(《子由作二颂,颂石台长老问公手写〈莲经〉,字如黑蚁,且诵万遍,胁不至席二十余年。予亦作二首·其二》诗卷二十二,2469页)这是苏轼在黄州时期对石台长老能摒除烦恼获得宁静的赞颂。苏轼亦曾借酒赶走心中的睡蛇:“且倒余樽尽今夕,睡蛇已死不须钩。”(《次韵王定国得晋卿酒相留夜饮》诗卷三十,3391页)而此诗言“睡蛇本亦无,何用钩与手”,表明诗人已经达到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15]的超然境界。


  所以,即使到晚年,也总能看到苏轼酣适的睡眠:“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诗卷四十一,5133页)“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和陶怨诗示庞邓》诗卷四十一,4912页)“东坡但熟睡,一夕一辗转。”(《再用数珠韵赠湜老》诗卷四十五,5262页)苏轼善于在苦难中寻找解脱之道,任凭风吹雨打都不能侵扰到他那宁静的内心世界。在艰苦困顿的处境中仍能心无挂碍,高枕安睡,确实是超逸旷达最好的体现。


  三、睡眠与苏轼的人生追求


  宋诗的一大特点就是题材的日常化,与生活紧密联系着。但若仅仅是对日常生活的简单记述,诗歌便容易滑入琐细浅浮。实际上,宋诗在日常化中又蕴含着深刻的生命感受。睡眠作为苏轼笔下的日常生活题材,寄托了他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


  (一)饮食睡眠:人生至味


  苏轼怀着兼济天下的大志走上仕途,但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打击后,他深刻体会到了官场的浮沉,人生的变幻。在生命的飘飖流离之中,他逐渐明白,现实的安稳生活是如此难得,能够得到一夕安寝成了奢侈之事,饮食与睡眠成为人生顶重要的两件事:


  浮世功劳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戏书吴江三贤画像三首·其三》诗卷十一,1141页)


  吾生眠食尔,一饱万想灭。(《游惠山并叙·其三》诗卷十八,1979页)


  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诗卷二十,2115页)


  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安国寺浴》诗卷二十,2158页)


  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和陶渊刘柴桑》诗卷四十二,4988页)


  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睡眠吃饭是属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16],苏轼却将其作为人生奋力追求的目标。他认为只要饱食甘寝就能忘却诸多烦恼,人生的功劳都在“眠食”二字之中。这其中有苏轼的牢骚抱怨,重重打击迫使他只能将人生的期待降到最低。哪怕只能有一床安身一饭暖胃,生命便能得以延续。苏轼的人生事业从经天纬地的政治追求滑落到平凡琐碎的饮食起居,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真正体会到了人生至味。


  苏轼体会到的至味便是平淡中的美,在平淡的生活中品悟生命的价值。苏轼这一点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陶渊明脱下官服,归向田园,勤恳耕耘,不理会官场的倾轧斗争,只关心自己的饮食起居,并且在其中发现了生活的乐趣和诗意。在苏轼看来,得一枕安睡是世界上无比珍贵且幸福的事。他说:“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薄薄酒二首·其一》诗卷十四,1401页)为官朝中得五更起身待漏,哪里比得上夏日一枕高眠呢?“北窗”用的正是陶渊明“北窗下卧”之典。“醉饱高眠真乐事,此生有味在三余。”(《二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淘》诗卷三十九,4507页)“三余”指空闲时间,高眠只有在闲暇时候才能得到满足,这正是人生至味所在。得安闲,得安眠,生命个体达到了自由无拘的状态。抛却了虚名浮利的束缚,方能以审美的眼光观照人生,品悟到平淡生活中的美。苏轼深感“行住坐卧,饮食语默,具足众妙”(《观妙堂记》文卷十二,1287页)。睡眠不仅是他化解苦难,超越自我的手段,而且蕴含独特的美感妙趣,尤其是昼寝[17]。对睡眠美感的赋予,还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他对睡眠环境中“江山”与“几席”的关系上。在黄州时候,苏轼反复写到几席临江的情景:


  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与司马温公五首·三》文卷五十,5375页)


  所居江上,俯临断岸,几席之下,风涛掀天。(《答吴子野七首·四》文卷五十七,6349页)


  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云涛接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王庆源十三首·五》文卷五十九,6526页)


  到了惠州之后,仍写:


  合江楼下,秋碧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葵苫败屋七八间,横斜砌下。(《题合江楼》文卷七十一,8115页)


  轼入冬,眠食甚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鸥鹭翔集,鱼虾出没,有足乐者。(《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六十》文卷五十四,6040页)


  睡眠一般局限在狭小的屋室内床帐间,而苏轼休息坐卧的几席与江山的距离如此亲近。在这样的睡眠空间中,视野开阔辽远,风光千变万化,身心随着自然的节律任性而动,睡眠状态是舒适安宁的,生命感受是虚无恬淡的。一般人的睡眠,只是平常乏味的无意识需求,而苏轼在遭遇苦难之时,易受忽视的睡眠却成了他感受生命自由,探求人生至味的重要内容。


  (二)困了就睡:自在从容


  古人出于养生的角度对睡眠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对睡眠的地点、姿势、环境,卧具的搭配,不同季节的入睡起身时间都有细致的规定,能睡处方睡,该眠时则眠。然而从苏轼笔下的睡眠书写来看,就算是讲究养生的他,也并不严格遵循诸多琐碎的要求,他践行的睡眠模式是困了就眠。


  苏轼的睡眠会发生在外出访友或游玩的路途:“飘飖忘远近,偃息遗佩篸。”(《东湖》诗卷四,326页)“入城都不记,归路醉眠中。”(《访张山人得山中字二首·其二》诗卷十六,1654页)“夜棹醉中发,不知枕几偏。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重山。”(《和陶渊明饮酒·其五》诗卷三十五,3983页)或者是在奔走的道路上睡眠:“清远聊为泛宅行,一梦分明堕乡井。觉来满眼是湖山,鸭绿波摇凤凰影。”(《清远舟中寄耘老》诗卷三十八,4413页)时苏轼赴惠州经过广州清远县。苏轼就地而睡的行为,背后是对自由从容的生命境界的向往。“长恨此身非我有”的苏轼,虽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至少有暂时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和自由。他努力在生活的细微之处践行着逍遥自如的价值追求,用平常心感受着行住坐卧之道:“要眠即眠,要坐即坐。”[18]


  苏轼尽情感受着这种“饥餐困眠”模式下带来的从容自在之感。在黄州黄泥坂醉眠的苏轼“草为茵而块为枕兮”,以草地为褥,以土块为枕,又有何睡不得?“纷坠露之湿衣兮,升素月之团团。感父老之呼觉兮,恐牛羊之予践。于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饯余归。”(《黄泥坂词》诗卷四十八,5577页)不仅能睡,而且睡得安稳,直到被好心的乡亲唤醒。离开黄州后苏轼还念念不忘在那里自在的睡眠:“醉眠草棘间,虫虺莫予毒。醒来送归雁,一寄千里目。”(《和王晋卿并引》诗卷二十七,2971页)在某个夜晚外出的苏轼,酒后乘月到一溪桥之上,迷醉于仙界一般的美景,于是“解鞍欹枕绿杨桥”(《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词卷一,364页),在绿杨掩映的桥上,以马鞍为枕酣然入睡,直到第二天清晨。在天地间随处而卧,不受空间的禁锢,亦不受时间的约束,苏轼的睡眠中透露着他的狂放不羁,他对自在从容的追求被彻底贯注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三)睡与不睡:珍视美好


  苏轼固然懂睡好睡,将睡视作人生大事,但他为了那些人生中诸多的美好景致美好时刻,表现出极度的留恋和珍视,不惜放弃被他视作千金难买的睡眠。


  元丰二年(1079)的端午,苏轼游历湖州飞英寺:


  肩舆任所适,遇胜辄流连。焚香引幽步,酌茗开净筵。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千。卞峰照城郭,震泽浮云天。深沉既可喜,旷荡亦所便。幽寻未云毕,墟落生晚烟。归来记所历,耿耿清不眠。道人亦未寝,孤灯同夜禅。(《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诗卷十八,1995页)


  诗人乘坐着肩舆外出,遇上胜景便随意逗留观赏。就这样游历诸寺归来后,已经入夜了。回想起白天的经历,透过幽妍的寺庙小窗看到时作时止的夏日微雨,不见阳光的盆山之间草木一片苍然。“非至吴越,不见此景也。”(《自记吴兴诗》文卷六十八,7616页)诗人对这难得一见的清幽胜景满是惊喜。转而登上最高处的飞英寺塔,卞山、城郭、太湖、云天尽收眼底,空阔无边的景致令人心驰神往。然而天色已晚,乘兴而归,清胜优美的景致还一遍一遍地浮现在脑海里。诗人兴奋难眠,于是用诗语将其记录了下来。苏轼游玩归来想必也是疲倦困累,但游玩时捕获的胜景还如此清晰明朗,让他忍不住反复回味,不舍睡去。在杭州时期苏轼也有这样的经历,在腊日寻访僧友,在孤山寺的美妙经历,使其归来后仍有恍在梦中之感,于是“作诗火急追亡逋,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卷七,627页)。


  苏轼放弃睡眠而珍视的美好,不仅是那些美好的自然景致,还有与友人共乐的珍贵时光。和邓公瑾泛舟河上,享受清风,在看重“一枕清风”的苏轼而言这是更重要的事:“辍我东坡无限睡,尚君南浦不赀风。”(《小饮公瑾舟中》诗卷二十六,2860页)在黄州与友人共享月夜: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黄州团练副使苏某书。(《记承天寺夜游》文卷七十一,8082页)


  欲睡之时见月色入户,寻到同样未寝的张怀民,在这样的良辰美景与知己共享赏心乐事,谁肯入睡呢?也只有不睡的人,才能拥有如此宝贵的经历吧!


  苏轼不睡,享受在孤独中审视自我的时刻。在《临江仙·夜归临皋》(词卷一,409页)一词中,苏轼与客饮醉江上,归来已是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自己只得“倚杖听江声”。家童的熟睡与自己的不睡构成了对照。苏轼并未因敲门不应再继续叫门,更没有因此烦躁不宁,而是静静聆听江声,在一片安恬静美的夜色中凝视自我,渴望放浪江湖,任意西东。不睡的苏轼,在静夜沉思,豁然有悟,细细品位着美好宁静的夜景和绝尘遗世的超脱之感。


  四、结论


  睡眠书写是苏轼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记录了其闲暇时光里身心愉悦的享受,疾病缠身时饱受折磨的痛苦。在生理需求之上,睡眠是苏轼释放忧愁的方式,是率性人格的流露,还是他坚决反抗的姿态,是寻求超脱的手段。更可贵的是,苏轼还在饮食睡眠中咀嚼出人生的至味,在饥餐困眠时领略到自在从容的魅力,在睡与不睡的抉择中珍视生命的至善至美。苏轼在睡眠中寄托的情志和思索,也深深打动了后来的人。他们精确把握到苏轼在睡眠中的高妙人生体验,并主动与之回应。最典型的就是他的《谪居三适·午窗坐睡》,在当时苏辙次韵,后有李纲、张九成、李之世的唱和,在思想上与苏轼遥相呼应。即使在现代社会,我们也能从苏轼的睡眠中得到启示意义,“少思多睡”(《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一》诗卷十三,1304页),找回健康的睡眠,感受睡眠的真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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