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藏地灾害文学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及意义

摘    要：灾害文学是新世纪文学的疼痛与反思。文学地理学为灾害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地理批评能够有效地透视藏地文学的空间建构。但藏地灾害书写还属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薄弱地带，当前，学界对藏地灾害书写的民族性、地域性研究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对藏地灾害书写中文学与地理的深层关系揭示不够。开展藏地灾害文学地理研究是藏地文学研究、灾害文学研究在思维、方法、范式等方面的学术生长点，不仅可以给予灾害文学创作和研究更多有价值的审美揭示和学术发现，还对形塑抗灾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灾害文学;文学地理学;藏地灾害书写;新世纪文学;抗灾精神;

Significance and Necessity of Literary Geography Study on the 21st Century Tibetan

Disaster Literature

Zhou Yi Liu Jing

灾害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往往对人类及其生存环境造成破坏性的乃至不可逆的影响。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人们在应付自然环境时面临巨大的挑战。不少作家有意识地以文学的方式记录灾害、反思灾害，故而造就了蔚为大观的灾害文学。张堂会认为，灾害文学在表现自然灾害时应具有灾害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活动”1。范藻在梳理了“灾难书写”“命运书写”等提法后指出，灾难文学需要从文学的题材来源上确立其含义2。在这里，出现了灾难文学和灾害文学两种提法，其共同之处在于，都以自然灾害及疫病等次生灾害为主要书写对象，但灾难文学较灾害文学涵盖面更广，还涉及战争等人为灾难。本文探讨的灾害文学主要涉及雪灾、地震、洪水、泥石流等灾害题材的文学创作、思潮与研究等。

一、灾害书写：新世纪文学的疼痛与反思

灾害文学不仅是考察新世纪文学的有效切入点，更是总结中国经验，了解灾害防控、科学普及和相关领域动向的重要参考。新世纪以来，关注灾害的作家群体立足于新视点，扩大表现范围，拓展话语空间，不仅艺术地呈现灾害加于大地与人民的伤害，还往往以灾害题材来折射现实中无法逃避的隐忧，从而使灾害文学呈现出新面貌。除直接书写地震、洪水、台风、雪灾、疫病等常见灾害外，还涉及生物灾害以及复合式灾害，且往往具有生态学的意识，注重有机体与整个环境之间的互动关联。有学者预言，生态文学“有可能成为灾难文学中最高层次的创作。”3

新世纪的中国大地，灾害频仍。如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2010年4月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6次地震，2010年8月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暴发特大山洪地质灾害，2013年4月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以及2019年以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等。如何通过文学方式缓释伤痛、唤醒噩梦、见证人性、重塑心灵，对每一个执笔的人来讲，都是严峻的考验。确切地说，灾害文学是在21世纪才被正式地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学术概念和理论视角，并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范式。21世纪初，学界开始反思20世纪抗灾经验与教训，并展望新世纪减灾、应灾工作，部分学者逐渐意识到文学艺术在重塑信心、反思灾难、普及知识等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金磊提出了新世纪建设灾害文学的必要性4，并呼吁要建设一种“灾害文学”，认为灾害文学是将减灾战略及科普教育深入到大众的有效途径5，并明确提出灾害文学建设的四条建议6。但此时灾害文学还并未拥有其本体性和自足性，大多时候论者还是强调其应用性及其现实辅助作用。之后经过20余年的发展，灾害文学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议题，逐渐确立了自身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从CNKI的可视化分析图表来看，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灾害文学创作与研究都进入了爆发期。此后十余年，灾害文学的研究趋势整体已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和集中的研究领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当代文坛》《湘潭大学学报》等刊物还专门开设过灾害文学专题。

目前，灾害文学研究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前沿、研究热点，且逐渐具备了本体性、自足性，形成了日益成熟的方法论与批评观。向荣《略论灾难文学的叙事策略及其意义》7、向宝云《灾难文学的审美维度与美学意蕴》8、范藻《灾难文学的定义与反思》9、王嘉悦《灾难文学与生态文学的共生之路》10、张堂会《灾害文学研究的理论与范式》11等文章，有方向、有重点、有层次地将本世纪灾害文学研究向纵深推进。总体来讲，国内学界的灾害文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路径。

一是对特定时期灾害文学进行整体观照，细致考察灾害对作家作品的综合影响，多角度挖掘灾难题材的审美意蕴。如周惠《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灾害书写》、张堂会《作为方法的“灾害文学”——百年来中国灾害文学的内涵、表征与特质》系统总结了20世纪灾害书写的主题意蕴和艺术缺失。张堂会指出，“灾害文学”并不是“灾害”和“文学”的简单相加,“灾害意识”才是判断“灾害文学”的核心因素12。二是对非典、水灾、地震等灾害类型展开系统研究。如张光芒等人的《“后非典”时代与“后非典”文学》、周惠《原型与符码：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水灾描述》、彭秀银、张堂会《废墟上的升华:汶川地震文学书写研究》和林诗杏《中国当代灾难文学创作的新思路——以地震小说为例》等。三是对阿来、迟子建、“中原作家群”等作家及群体的灾害书写进行专题阐释。如张温卉《阿来小说中的灾害书写》、王银华《阿来灾难小说生命意识研究》、曾繁仁《生态美学视域中的迟子建小说》、段永建《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等。四是围绕灾害文学内涵与深度、境界与阶段、问题与倾向、意义与价值等方面进行理论争鸣。谢有顺探讨了灾难记忆如何才能获得广阔的深度13；李明泉总结了灾难文学创作应当注意的“即时性的历史穿透力”等六个问题和“灾难的瞬间性与反思的长久性的关系”等四条内在规律；何开四强调，灾难叙事要避免“庆典化”“广场艺术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等倾向；向宝云表示灾难文学有颂歌式叙事和苦难叙事，我们事实上尚处在“颂歌叙事层面”14；范藻提出灾难写作要导向“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15；支宇的《灾难写作的危机与灾难文学意义空间的拓展》，提倡西方后形而上学思想启示下的命运书写16；冯宪光认为地震文学是“一场价值拷问”17；朱立元在《立场》主持的“灾难文学”专栏，集中刊发了朱立元、黎明、范藻、曾平等学者的论文，共同研讨“中国当代灾难书写的悲剧精神与人文价值”18。

此外，四川人民出版社还推出了赵志立等编著的《灾害传播学》和杨先农、赵小波编著的《新中国抗灾精神发展简史》，分别从传播学、思想史方面对灾害进行跨学科研究，也为灾害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地理批评：藏地文学空间的建构与透视

关于国内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情况，李伟煌、曾大兴历时3年，制作了比较全面的《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曾大兴依据公元前544年的季札观乐、1905年刘师培发表《南北文学不同论》一文、2011年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成立三个标志性事件将中国2560余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历史分为片断言说阶段、系统研究阶段、学科建设阶段19。新世纪以来，文学地理学研究逐渐成为学术前沿热点。这些研究主要分布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聚焦文学地理学批评的核心概念。这方面的创建以邹建军用力最勤，他发表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20《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21《文学地理学关键词研究》22《“地理基因”的形态、内涵及其产生根源》23，对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关键词”“关键理论术语”进行持续探究。二是探讨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邹建军重视扎实的个案研究24。杜华平提出了批评实践中的主要原则25。曾大兴在《“地域文学”的内涵及其研究方法》中明晰了“地域文学”的概念及其构成26。2021年12月举办的全国第六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将“区域文学”“地方路径”“文学地理学”并列为三大议题。刘川鄂提出：“所有文学与空间关系的研究，都应整合在‘文学地理学’的学科范围内。”27三是引入和推介境外空间批评、地理批评新思想、新方法。曾仲权《地理空间转向与地理空间批评的谱系》和颜红菲《开辟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空间——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述评》对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做了综合性的述评28。齐艳介绍了波特兰·韦斯特法尔提出的“四个转向”29、米歇尔·柯罗和袁莉的《景观、想象与文学地理——兼谈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评”》着重评介了塔利、波特兰·韦斯特法尔等西方重要学者的最新研究动向。这些推介文章对促进中外文学地理学交流产生了积极助推作用。四是梳理中国地理批评思想资源，倡导建构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学科。邹建军的系列论文提出了该学科的八个领域、十六个分支、五个板块30，这种极具开拓性、建设性的构想，对从事文学地理批评的学者极富启发意义。曾大兴探讨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主要对象和性质31，其著作《文学地理学概论》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里程碑式著作。五是就一些作家的作品进行地理批评实践。王春荣、吴玉杰用文学地理批评集中研究了辽宁的女性文学32。丹珍草从文学地理学角度重新阐释了阿来的《尘埃落定》33。陈一军则尝试对农民工题材小说进行较有深度的地理空间批评34。

新世纪以来，无论是在空间还是地域角度，藏地文学研究都取得了良好成绩。黄群英35、德吉措36、马迎春37、段舒37等人的论文着重挖掘藏地文学的空间特色，并多以近几十年来愈发重要和成熟的空间理论开展分析。潘楠38、李淑娟39、唐红梅40等人的论文着重论析对藏地作家（作家群）作品的地域特色。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切入藏地文学的研究成果。相较于空间研究的抽象化、哲学化以及地域研究的漫溢化、普泛化，文学地理学的“文地关系”概念、“三个空间”理论，以及“地理基因”“地理感知”“地理景观”“地理思维”等术语，具有视角的革新性和实操的适用性。而从作家的成长地和文学发生地出发研究文学创作大有裨益。丹珍草认为，“川西北嘉绒藏区的自然地理和文化背景”对于阿来的创作“具有文学发生学意义。”41其《差异空间的叙事——文学地理视野下的〈尘埃落定〉》一书特别关注了嘉绒藏区地理文化空间与阿来其人其作的密切关系。梁昭指出，丹珍草该书“把阿来作品中的地理空间，明确地锚定为藏族文化版图中的嘉绒藏区，并从自然地理、历史和民族的角度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分析。”42

《阿来研究》学术辑刊以阿来为文化符号，研究阿来、四川作家、藏族作家及其他少数民族作家，较为集中、持续地研究藏地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与藏族文学的互动生成，产生了较大反响。同时，在对以“康巴七箭”为代表的康巴作家群的系统研究时，更是因对康巴文学地理的深入剖析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如高旭帆对于康巴作家群的写作之路具有奠基意义，体现在“较早自觉呈现地域辨识度极为显著的康巴地理，成功刻画了一批卑微、坚韧、顽强的康巴人物，提炼了感官能量充沛的康巴语言，较早反映了从暴力冲突到包容互谅的和解美学。”43

三、藏地灾害书写：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薄弱地带

新世纪以来，学界对藏地文学的区域化、地方化研究开启了藏地文学研究的新阶段。有关藏地文学的研究逐渐成为了学术热点，四川大学成立了阿来研究中心，创办了《阿来研究》，举办了多次阿来文学创作暨藏区文学创作研讨会。阿来、曹顺庆、陈思广、徐新建、白浩、周毅等越来越多的作家和学者逐渐发现藏地文学研究在介入现实、拓新文学、修复生态、反思伦理、重读历史等方面的多重价值。白浩较早提出并系统阐释了“文学藏区”与“藏区文学”的概念44。丹珍草在溯源三大藏区的历史与文化时指出，我们不应以“生态共性”冲淡“族群个性”，提倡把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内部及“藏地三区”文学空间的多样性45。类似的研究也可启示学界：无论是从自然、社会与文化的大环境，还是中国文学的总体生态来看，藏地灾害文学都有着重要意义。

从地理环境看，我国藏地的地形地貌、水文气候整体上都比较复杂，彼此之间也有诸多差异。新世纪藏地频繁发生的灾害，尤其是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引发了灾害文学的创作热潮。值得重视的有阿来的《尘埃落定》，其中笼罩在阿坝地区的饥荒阴影，可视作一个时期内藏地灾害书写的代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藏地灾害题材创作与研究全面铺开，大多以表现地震灾害和生态灾害为主，主要集中在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等几次特大灾害。相关研究的侧重点及趋势也大致和创作同步。

目前，藏地文学研究范式大都局限于文学内部研究，仅有少数学者借鉴了文学地理学、文学人类学、文化研究、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方法，进行多维观照。事实上，“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尤其适合分析“区域性灾害”与“文学表述”的关系。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注重开掘三大藏区的文学区域性，阐述突显各个藏区文学的同中之异。例如李淑娟46、祁发慧47等论文，立足各个藏区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生态，开展了非常有针对性的文学地理研究。

虽然藏地灾害文学创作与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当前的文学创作总体上对藏地灾害关注不够，精品更少。虽然汶川大地震后涌起了一波极为壮观的地震诗潮，但特别打动人心、传播广泛的仅有极少数。报告文学大多仅停留于颂歌阶段，对抗震救灾面临藏地特殊气候条件、特殊地理环境因而存在更为艰难的情况描写不足，英雄人物面对的多重身心考验揭示不深。关于汶川大地震及其次生灾害的长篇小说，仅《坼裂》《云中记》等少数几部获得广泛好评。二是对藏地灾害书写的民族性、地域性研究缺乏针对性、系统性。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不少涉及藏地灾害的书写只是糅合在对应灾害的整体书写中。而相关的文学批评也未特别关注其中藏地特殊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于作品美学风格、人物形象、主题意蕴等多方面的潜在影响。三是对藏地灾害书写中文学与地理的深层关系揭示不够。白浩指出，多元文化在地缘、族缘的碰撞冲突中不断融会，从而“构成动态的平衡状态”48。从空间、地域、地理等视角审视藏地灾害文学，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灾害与人类的关系，更深入地阐释灾害文学的意蕴生成逻辑。

因此，有必要将研究触角深入21世纪灾害频发的中国藏地，系统全面地述评藏地灾害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成果，尝试以“文学地理学”这种方法打开新世纪藏地灾害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四、藏地灾害文学地理研究的意义与范式

“藏地灾害文学地理研究”是藏地文学研究、藏地灾害文学研究在思维、方法、范式等方面的学术生长点。作为视域的“文学地理”为我们深入藏地灾害文学并推进其系统性和理论性研究释放了效能，而作为方法的“文学地理学”则在此基础之上提供了新颖、有效的研究范式。很有必要针对新世纪藏地灾害文学研究的发展概况展开述评，分别梳理三大藏区的创研情况，并论述文学地理研究对当前研究范式的启发和创新意义。

学术层面上，新世纪藏地灾害文学研究成果虽数量可观，但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分析灾害文学的研究少之又少。从文学地理学角度深入研究藏地灾害文学的学术价值在于：一是从地理学角度审视和剖析新世纪藏地灾害文学；二是推进新世纪藏地灾害文学与地理学的整合研究，深入考察藏地灾害文学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相关因素；三是力图使灾害文学研究突破过于偏重以时间作为单一维度的文学史研究的局限。

文学层面上，藏地灾害文学书写如果与地理特征深度结合，更能触及灾难的深层意蕴，使灾害文学不止流于对灾难场景的照相式还原、对感人事迹的新闻化记录，而是进一步透过灾难展现个体的坚韧力量、民族的抗灾精神、地域的复杂特性，从而对今后整个灾难文学创作都更加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实践层面上，藏地灾害文学的地理研究有助于促使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思考灾难所给予我们的沉痛而又宝贵的经验教训。

研究藏地灾害文学地理可给予灾害文学创作和研究更多有价值的审美揭示和学术发现，也可给藏地文学的接受者带来更多的正向引导。而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审视和剖析新世纪藏地灾害文学，既可以推进“大文学”视野下跨学科与融学科的时空领域之整合，又能立足藏地灾害文学研究，以小见大地触及灾害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资源。

结语

新世纪发生在藏地的灾害及为此而创作的灾害文学，都亟需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探讨。如以学术理性克服灾后情绪，将有利于推进新世纪藏地文学研究实现文学批评的转向，推进文学与地理学、灾害学、哲学在时空领域内的整合研究。如果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给予灾难文学创作及相关领域更多有价值的审美揭示和学术发现，必将有助于总结、提炼出灾害书写的艺术策略，切实帮助藏地作家进行“大地的描绘”时，更好地处理地震、滑坡、冰冻、洪水、大旱、疫病等灾害题材，探索更好的艺术呈现方式。同时，这样的研究还对形塑抗灾精神十分有益，有助于进一步增强藏地各族人民一起认识灾难、应对灾难、战胜灾难的信心和决心。

注释

1张堂会：《自然灾害与当代文学书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

2范藻：《灾难文学的定义与反思》，《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11期。

3(1)张堂会：《自然灾害与当代文学书写研究（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4(2)金磊：《科学文学：新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希望——浅论灾害文学的创立及发展思路》，《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0年第4期。

5(3)金磊：《安全减灾呼唤科学普及》，《科学新闻周刊》2001年第38期。

6(4)金磊，李沉：《全民科学减灾呼唤“灾害文学”》，《上海市建设职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7(5)向荣，刘焰：《略论灾难文学的叙事策略及其意义》，《“抗震文艺与中国精神”研讨会论文集》，《当代文坛》编辑部编印，2009年6月，第22-23页。

8(6)向宝云：《灾难文学的审美维度与美学意蕴》，《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

9(7)范藻：《灾难文学的定义与反思》，《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11期。

10(8)王嘉悦：《灾难文学与生态文学的共生之路》，《小说评论》2016年第3期。

11(9)张堂会：《灾害文学研究的理论与范式》，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m.cssn.cn/skjj/skjj_xmcg/201811/t20181112_4773740.htm.2018-11-12.

12(1)张堂会：《作为方法的“灾害文学”——百年来中国灾害文学的内涵、表征与特质》，《江海学刊》2021年第2期。

13(2)谢有顺：《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失重?——我看汶川大地震后的诗歌写作热潮》，《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14(3)何胜莉，游翠萍：《生命关怀与审美超越——文学的灾难书写研讨会综述》，《“抗震文艺与中国精神”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当代文坛》编辑部编印，2009年6月，第75-78页。

15(4)范藻：《痛定思痛，地震文学的美学介入及其神学冥思》，《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16(5)支宇：《灾难写作的危机与灾难文学意义空间的拓展》，《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1期。

17(6)冯宪光：《与地震灾害相遇的文学与文学理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

18(7)徐行言：《立场》第三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9月，第1-66页。

19(1)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67-462页。

20(2)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1(3)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22(4)邹建军：《文学地理学关键词研究》，《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23(5)屈伶萤，邹建军：《“地理基因”的形态、内涵及其产生根源》，《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

24(6)邹建军：《我们应当如何开展文学地理学研究》，《江汉论坛》2013年第3期。

25(7)杜华平：《地理空间批评的几条路径》，《青海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6(8)曾大兴：《“地域文学”的内涵及其研究方法》，《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27(9)熊飞宇：《区域文学、地方路径与文学地理学——全国第六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的三大议题》，《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2年第2期。

28(10)颜红菲：《开辟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空间——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述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6期。

2911齐艳：《波特兰·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的四个重要转向》，《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3012邹建军，刘遥:《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邹建军：《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及其实现途径》，《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的五个板块及其结构》，《关东学刊》2020年第4期。

3113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对象和性质》，《临沂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3214王春荣，吴玉杰：《地理·文化·性别与审美——辽宁女作家创作与批评研究》，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6年。

3315丹珍草：《差异空间的叙事——文学地理视野下的〈尘埃落定〉》，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

3416陈一军：《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地理空间批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35(1)黄群英：《“康巴作家群”的空间化书写研究》，《铜仁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36(2)德吉措：《当代藏地小说中的空间叙事研究》，北方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5月，第1-46页。

37(3)马迎春：《格绒追美小说叙事的空间结构》，《阿来研究》2020第1期。

38(4)段舒：《新生代康巴作家群长篇小说空间叙事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5月，第1-76页。

39(5)潘楠：《梅卓创作中的独特地域文化寻根》，《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5期。

40(6)李淑娟：《且行且思，且思且写——浅析藏地女作家梅卓〈走马安多〉中的地域文化书写》，《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20期。

41(7)唐红梅：《论东部藏区藏族作家小说创作的地域特色》，《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42(8)丹珍草：《嘉绒藏区自然地理与阿来文学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5期。

43(9)梁昭：《文学地理、空间批评和多元文化——评丹珍草的〈差异空间的叙事〉》，《阿来研究》2015年第2期。

44(10)周毅：《高旭帆:不该被遗忘的康巴文学探路人——重读〈山吼〉与〈古老的谋杀〉》，《阿来研究》2020年第1期。

4511白浩：《文学藏区的先锋气质与混血认同》，《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白浩：《文学藏区与先锋文学启动机制》，《阿来研究》2014年第1期。

4612丹珍草：《“藏地三区”文学空间的多样性》，《阿来研究》2016年第1期。

47(1)李淑娟：《安多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创作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47页。

48(2)祁发慧：《作为边界现象的当代藏族汉语诗歌——以多康地区为例》，《阿来研究》2018年第1期。

49(3)白浩：《文学藏区的先锋气质与混血认同》，《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