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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东与文学性——《文本的内外》的外和内

发布时间:2023-03-17 09:00:37

摘    要:本文从作者与吴晓东多年的交往谈起,在谈论吴晓东为人特点的基础上,以《文本的内外》这本有阶段性总结意义的著作为核心讨论吴晓东的治学方式。文章指出,吴晓东始终关切审美、诗学与文学性问题,既高度重视文本细读和审美判断,又竭力打通文本的内部肌理与历史语境,进行了内外交互、主体与形式交融的卓有成效的学术工作,而这一研究立场、态度尤其是视野、方法,在当下学界是稀缺的,也是具有典范价值的。


关键词:吴晓东,《文本的内外》; 诗学;审美形式;“高端文学性";


吴晓东的书多,但基本都在我手边,除非被学生借走了。这本《文本的内外》是出得最漂亮的。可惜因为疫情,面世一年多后才开了一个小型的研讨会。不用说,影响早就有了,可是,远没有达到与这本书相称的地步。我本来要说遗憾的,转念一想,这还真就像晓东兄的为人,内秀低调,太不张扬。那天在北京中间美术馆,我跟晓东说起这些,他当然地很不以为意,我也才想起来,他的第一本书《阳光与苦难》是在上海出的,那时,我们已经很熟了。


不过我读晓东的文章,是要更早。当时并没什么权威、核心之说,但《读书》《文学评论》的分量谁都明白,谁都认。那真是一个黄金时代。晓东本科至多是硕士期间吧,就已经在那儿发表了不止一篇文章。文采斐然,情感丰沛,思想深邃,让我佩服得不行。


第一次见面是在桂林了。1997年暑假,钱理群老师召集我们一帮毕业入行没几年的年轻人,一起细读研习20世纪中国的诗化小说——钱老师创造力惊人、兴奋点多,这只是他诸多研究规划之一,而对于钱门弟子晓东兄来说,则像是为他量身定做。记得是我们上海几名私淑弟子先到的,吴晓东听说是还在从长江三峡一带旅游过来的路上。晓东来了,全没有年少得志的样子,倒简直是看不出一点锋芒。他话不多,除了偶尔来个冷幽默。待人特别谦和,太礼让了,周到得让人不好意思。——我相信,这是晓东兄几十年来给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印象,这太难得了,而更难得的是,晓东自始至终就是那个样子,以至于我都忍不住批评他多年了,“你为人不能总那么好呀!”


当时住宿条件不如现在。偶然中也有必然吧,晓东和我被旅店安排在一间。你想不到的是,人前人后,他还是一个样,依然克己内敛,当然,话是多了,问题是我话更多,所以他还是乐于以听为主;然而,他根本不是个有城府的人。约莫就是第一晚聊天,晓东告诉我,他读研心仪的本来是洪子诚老师,因为他最初更想研究当代文学,洪老师的课也让他很着迷,可是洪老师当时在国外讲学,所以他后来跟钱老师读了硕士。坦诚如我,也还是很吃惊的。我一直知道、也亲眼见识过钱老师的课堂,已经那么高级了,北大的文学课还有让晓东特别迷的啊;洪老师的文章我当然读过,但有了晓东的介绍普及,洪老师后来以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使这门学科真正成立,于我就更在意想之中了。从此我也知道,把课上好能给好学生多么大的影响,而上好课又是多么没有底。可那时,可是晓东和我头一回见面,我们可是参加钱老师组织的活动的。


有道是,男人之间的友情,需要下半夜。假如下半夜还不能敞开心扉,那是做不成朋友了。何其有幸,应该还没到下半夜,我们就聊成了几乎无话不谈的朋友,到如今友谊已超过了1/4世纪。晓东成了我最好的兄长,我自认为对他的了解也越来越深。晓东有没有锋芒呢?有,研读过那么多中外名著,对人对事有多少不是了了分明,看懂了,谁还没有个看法想法?然而晓东确乎没有锋芒,就是因为他人太好,太为别人着想了,换位思考几乎成了他的本能。还没跟人家红脸呢,他倒已自己先脸红了。他就是这么个人,过分善良。应该也不是怕得罪人,因为无论对谁,无论地位高低,甚至越是对方低,晓东还越是客气。我这么说下去,像是要批评了,其实也不是,总之,我听北大系的朋友说“圣晓东”,深以为然。这就是吴晓东,性本善,善就是他的真,也是他的美。无论你喜欢不喜欢。


晓东为人的方式也当然地影响了他治学的方式。


他不声不响读书、教书、写书。写文章做研究,不做惊人之语,不发无根之谈。我要“吐槽”一点,晓东和我交流,私下甚至是公开场合,我习惯了老是找他的茬,戳他轮胎,而他呢总是夸我好,结果,我俩差距越拉越大。不过这么多年来,印象极其深刻的有一回例外:我们就有关沈从文的问题争得不亦乐乎,他忽然来了一句:“沈从文后来那些作品你看了吗?没看还振振有词,还争得很有道理的样子!”我当时一愣,我读书本来就慢,而人少交流时又爱说敢讲,这一回被吴晓东“教育”得哑口无言。此后也时常想到这一幕,再也不大敢以推论或想象来发表议论了。晓东自己的阅读量非常惊人,尤其是文学作品读得多。他写得当然也多,但比起他读的数量来还是少很多。我曾经请教过李陀老师,艺术鉴赏力怎么来?陀爷认真想了半天回答,“那还是得看得多,见多识广”。实话说我对这答案还是有点于心不甘,但又不得不承认,这在晓东这里又是应验的。晓东的阅读是一个“养气”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到了非功利的境界,像他就是那么个人一样,他就是热爱阅读以及阅读基础上的研究,这和他热爱旅行、热爱好茶好酒美食美景没什么区别。


对此,我想晓东也是自觉的,他在整理这部书稿时,将《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放在第一章,就清楚地表明了,是广泛的文学阅读帮助他在世纪之交的现代性讨论中确立了“‘文学性’的立场”,也让他有底气倡导“重建兼容性的审美”——这两个引号里的表述,是晓东在这书中收入此文时新添的两则小标题,在我看来也是他这本书低调而又坚定的总纲。更明显的体现,当然是在他和洪子诚老师的对谈《文学性:经典与阐释》这篇“代序”里,洪老师目光如炬,择出了晓东的一些句子,如“坚守文学性的立场是文学研究者言说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也是无可代替的方式”,而晓东自己也补充了一些,“就我个人而言,一旦回到单纯的没有功利性的文学阅读状态——阅读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最好的作品,都是心灵感到安详充实和满足的时光”。


这也是我对晓东最佩服的一点,他的持之以恒,勤奋和意志力,尤其是定力。认准了自己的所爱所长,便一以贯之,不为风潮所动。晓东我们这代人在1980年代中期进入中文系读书时,正赶上了文学最好的年头;然而就像洪老师说的那样,当我们学成而真进入文学研究的场域了,文学却做不了时代的先导,甚至也不再为社会和学界信任了。传统文史哲的学术中心地位被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取代,文学中人也更多“转向以文学为‘平台’的文化、思想史、社会学的研究”。说得简单一点,我们做学生时代的时髦到了我们做研究时已经不再时髦,甚至有点“凹凸”过气了。但是,晓东做文学研究不赶时髦,更不为了制造学术话题和热点,而危言耸听以吸引流量、“做大”自己。他只是始终如一不忘初心,最关切审美、诗学与文学性问题。记得十几年前,我俩想就“什么是文本细读?”“什么是好的细读?”合作搞对话、写文章,都谈得蛮深入乃至有细节了,后来还是不了了之。这在我,是因为懒散与拖沓,无可无不可;晓东怎么想我没问,但我多半也能猜到:做学问,“做”就是了,与其一起高调宣扬,不如各自踏实研究,与其讲什么是好的文本细读,不如好好具体地细读一些文本、拿出实绩。


这本书,显然就是实绩。


另外一点也是很显然的,我说晓东的研究以文学阅读为基础,重视审美判断和文本细读,可不是说晓东的研究怎么老派,多么不重视理论。事实恰恰相反,他的理论阅读书单也很长。比如晓东的这书,每一章前面都有题记,是该文引用过的两位名家的两段话。其中在册的外国理论家,我记得的就有:本雅明、詹明信、苏珊·桑塔格、福柯、巴赫金、竹内好、卢卡奇、克尔凯郭尔、柄谷行人……;而书中的好多篇章,单看看标题,“审美主体的创生:郁达夫小说再解读”“现代派诗人的镜像自我”“鲁迅第一人称的复调小说”“从‘回心’到‘终末论’”“‘阳台’:张爱玲小说中的空间意义生产”“战时文化语境与小说反讽模式的生成”,等等,就足以见得作者的理论兴趣有多么广泛。当然,晓东对理论的态度总的来说是“为我所用”的,而不像罗岗兄一般喜欢穷根究底。晓东特别擅长的,是从理论家的长篇大论里发现“金句”。举个例子,“卢卡奇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其中最有价值的观念之一就是艺术作品(包括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式本身是我们观察和思考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势的一个场合。有时在这个场合人们能比在日常生活和历史的偶发事件中更贴切地考察具体的社会语境”。詹明信的这席话,原本藏在那本深奥难读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里,一旦被吴晓东征引出来讨论鲁迅小说的文体形式,讨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意识形态以及世界的关系,倒反而因为有了上下文而清晰了许多;到了这本书中,放在文章之前被凸显出来了,就更是获得了一种警句般的力量。这理论的力量当然是来自詹明信,但未必没有晓东的功劳。


同样,吴晓东当然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中国语境和学术氛围里研究文学,与时俱进也是必须的。他这本有阶段性小结意味的书,取名为《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就很能说明问题。高度重视文学的外部关联,把作品放在社会与思想的背景上进行“远读”和“重读”,竭尽所能打通文本的历史语境与内部肌理,也正是吴晓东诗学研究的特色所在。想当年,文学如何援引“文化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来深化研究,这话题正讨论得热火朝天,晓东悄无声息地拿出了他的《〈长河〉中的传媒符码》——现为书中第九章。《长河》是沈从文创作于1940年代初期的一部长篇,晓东这篇论文从小说中一个不那么起眼的文本现象,即文中频繁出现书名号、出现如《申报》《大公报》《创造》《解放》等报刊的字样这一事实出发,分析作家是在什么样的具体语境里运用这些传媒符码,而这些符码又怎样以一种小说文本内的结构性因素参与了小说叙事意义的生成;而其最终抵达的,是沈从文通过传媒符号的运用建构了什么样的“湘西”想象和国家想象等大问题。这就给出了一个复杂深刻的沈从文形象,与那个被地域化、被传统化、被纯文学化的“沈从文”展开了有效对话。“《长河》最终体现出的是国家主义与地域话语之间的张力。而传统与现代、激进与守成的维度又掺杂在国家与自治话语之间,使《长河》成为一个内部开放的话语空间。……读《长河》你会感到内心很喧嚣,既有阅读情绪上的浮躁,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困惑,你与作者一样寻找不到出路。这就是因为小说缺乏内在的远景形象,既是一种文化远景,也是意识形态远景。所以沈从文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他要写长河式的诗史般的大叙事,另一方面历史的长河究竟要流向哪里,又是作者无法企及的。《长河》的叙事视野中缺乏一个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景象的维度。而文化视野以及意识形态远景的缺乏,则使沈从文甚至无法给故事中湘西世界的复杂局面一个哪怕是想象性的解决。”这是典型的吴晓东文字,温和地周全地讲道理、下判断,对小说家和阅读者都很体贴、很交心。我多数时候是很欣赏的,但有些时候,比如现在,则还是有些不满,晓东你完全可以把话说得更果断、更分明、更有力啊!——如果是那样,吴晓东的文章一定会传播更快、影响更大。但我也知道,晓东偏不,他是这样才舒服,也才心安,这和他做人做事是一个道理。不可救药。


在这个意义上,《文本的内外》所呈现的吴晓东形象固然是准确的,但以我来看也还不最全面、立体。一方面是这本书已经足够厚实,无法再收录他更多的成果,另一方面据我所知,晓东兄还有些压箱底的文稿没有拿出来,比如有关沈从文小说的更多研究;而更关键的是,晓东意识到也关注了的学术动向和研究领域,比他敢下手做学问、写文章的要广得多。为此,他这些年来花了很大功夫带研究生。看看他的那些博士的毕业论文选题,如赵树理、郭沫若、延安文艺等,和他这本书的目录一经互文,就撑开了一个张力很大的论述空间。这不单单是吴晓东为人、为师、为学都兼容并包的缘故,还因为我跟晓东私下交流很多,以前是电话,近年是微信,我了解放松聊天状态的晓东:趣味更宽,立论更多,想得更透,更为精彩。


比如文学性的问题,我们就讨论过许多回,也貌似解决了许多回。其实是,每次讨论完都兴奋极了,尤其是我;而过些天,又觉得不是那回事,甚至忘了当时最兴奋的是什么。但还是有些积淀下来的。所以,接下来聚焦文学性的话,是我说的,而听来很像是晓东的,也很正常;当然,如果太老生常谈了,那一定怪我没有表达好。


我要讲的第一点,是投降主义甚或失败论的。“文学性”,是那除不尽的余数,有太多的角度可以进入,都可能谈出点意思来,但又无法从根本上把事情讲透彻,把话说完。除非你用隐喻的方式来表达,像北京研讨会那天,黄子平老师以其一贯的机警透亮,点到为止地说文学性就好比是“旗”——是旗帜,是旗号,是思想是内容,乃至是信仰是立场;同时呢,又如冯至的诗句所言,“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是形式,是形制,是给思想内容赋形,是将“把不住的事体”赋形从而“把住”。


而我觉得文学性这面旗,既可以从低端来看,也可以从高端来看。所谓低端就是最低限度,就是一部作品只要有些文学性,就行,就算。那么文学性,就不是多么稀罕之物,也没有什么神秘。不过,人们说起文学性、谈到一部作品文学性如何时,多半是着眼于高端,多半是精英主义的。就像这概念的由来,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就特别强调“陌生化”一样,大多数学术中人对文学性的追问,往往意在有没有新的文学经验。我理解,这“文学新经验”是有两方面意涵:一是对现实、对世界、对存在,有没有新的经验,有没有“前人之所未及就”的新发现,有没有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新的世界图景、新的认知视景——“图景”“视景”是晓东兄钟情的语汇;二就是,在文学尤其是创作上,有没有给后来者发明出一些可资学习借鉴的新技术、新方法。


那么,怎样才能有文学性、表达文学新经验呢?就新图景、新视景而言,又有两方面的进路。其一,从对象来说,世界处在变动之中、现实也永远在刷新,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认真观察、能不能有足够的敏锐,能不能感受到、把握住,同时,有没有足够的文学才能,把你把握到的东西用文学、用作品结晶出来,表述出来。其二,从主体来说,被压迫者的、边缘性的身份、立场和眼光,也就变得特别重要,你是不是身处或真能感同身受被压迫、受压抑的位置,无论阶级的、性别的、族群的……,对于现实新视界、文学新经验的获得与表达,就极其关键而弥足珍贵,所以,底层左翼文学、女性及同性文学这些,越来越受到业内外的重视,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对此,我还多次跟晓东开玩笑说,诸如“左撇子文学”什么的,也该冒出来、发达起来。因为那熟悉的世界、主流的经验,早就被表达了无数回,留下了大量成功的作品,也已经被经典化了,有一套成熟的程式化路径乃至套路了。一句话,不再陌生了。


这样说来,新世界与新视界(景)是一体的,而文学新经验要获得,要表达出来,都是极其艰难的。是的,我更强调表达的难题性,因为前无古人,因为没有路径可以依赖,就特别需要创造性,特别需要发明新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新的经验内容——严格地说,没有表达出来,就还是等于没有,“就是个零”,晓东如是说。我要接着啰嗦几句的是,从高端来看文学性或“高端文学性”,就是“文学新经验”两方面意涵的完全统一,就是新内容与新形式的同步创生,——这就像地球的运动,我们只能用既在“公转”又在“自转”这两个范畴来描述,其实,地球在怎样运动?地球就在“这样”运动!


原谅我把我们聊天时的话语方式拿出来了。总而言之,(高端)文学性就是不断地实现“零的突破”,就是永远动态、永远新出的“剩余物”,——我大胆地用个数学概念来类比吧,就是一个极限的轨迹。这该多难啊,确实太难了!所以就允许、有时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因此,“题材决定论”乃至一定程度的“立场先行”就有了其价值。身处“大时代”是幸运的,甚至有所谓“社稷不幸诗家兴”。在剧烈变动的社会与现实中始终警醒、敏锐观察,对文学新内容的表达有高度的自觉性、“意向性”,那么,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即便不怎么成功,那也有可能是“了不起的失败”:新经验的探索、不屈不挠的表达欲,以及挣扎的姿态、失败的教训,都可能是非常可贵的。


也因此,在一定条件下,新形式的探索,文学技巧方法层次的孜孜以求、推陈出新,也有其价值。这是因为,文学自身也有其发展史,这就包括了从内部观之的文学形式变迁史。晓东和我都不是形式主义者,但我们都对形式上真有发明的写作者葆有必要的尊敬,因为这也很难啊,只要是创新,哪怕只是一步半步,都不容易。


如此说来,是不是显得很中庸了?也许。不过,面对事情本身,不说过头话,不说漂亮话,也正是晓东兄为人的一贯风格,也是他多年以来有教于我的,或者我也不该谦虚,这可能原本就是我们俩友谊的基础。内容形式完美统一、完全成功的伟大文学作品是多么稀缺,所以,我们在讨论文学性、评价一部作品的文学性时,往往就只能像体操、跳水比赛那样,难度和完成度综合起来进行打分评判。


毛尖说过,文学性就是吴晓东,吴晓东就是文学性。我理解她这话,前半句的意思是,文学性该怎么理解?晓东兄是当代中国对此最执着、贡献也最大的学者(之一都不加),而后半句是说吴晓东已是文学性“道成肉身”。诚哉斯言,我只补充一句:说不尽的文学性,仍将是晓东的“阳光与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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