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域下夸张修辞的识解机制新解

摘    要：本文采用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视角，将“分形理论”和“对偶性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分析夸张识解机制的“基于分形的对偶推导模型”,对夸张的识解过程进行了研究。在夸张表达的识解过程中，听话人首先在特定语境中基于其自身的体认经验，对夸张表达进行认知搜索和认知定位，并根据定位结果将“夸张体”作为生成元，通过“夸张体”和“目标本体”在某些特征上所共享的连续体进行自相似性分形转换，并据此建构起两者之间的对偶性关系，进而基于对偶性关系生成夸张义并推导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最终完成夸张修辞的识解。其中，通过分形手段建构起的“夸张体”和“目标本体”之间的对偶性关系是夸张修辞识解的关键。

关键词:跨学科;夸张;识解机制;分形;对偶性;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Construal Mechanism of Hyperbole

Liao Qiaoyun Weng Xin

Abstract：

By adop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Fractal Theory and Duality Theory, proposes the Fractal-Based Duality Inference Model to analyze the construal mechanism of hyperbole. This construal process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Firstly, listeners search and identify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hyperbole based on their embodied experience in certain contexts.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pistemic identification, listeners, regarding the exaggerated vehicle as a generator, transform it through self-similarity based on the continuum shared by the exaggerated vehicle and the objective tenor, and thus construct a du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irdly, based on the duality relationship, listeners obtain the exaggerated meaning of hyperbole and infer speakers'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key element is the duality relation between the exaggerational vehicle and the objective tenor, which i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ir self-similarity.

Keywor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hyperbole; construal mechanism; fractal; duality;

一、 引 言

在话语表达中，“夸张”(hyperbole)是说话人把话说得张皇铺饰以增强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段。如中国古代诗作中李白的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等即运用夸张手法对客观事物进行了描写。

对夸张的系统研究最早始于刘勰在《文心雕龙·夸饰》(2008:75)中的论述：“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其中的“夸饰”便指夸张。后来，陈望道(1997:128)提出“夸张”辞格术语，将其定为一种修辞格，主要指说写者“重在主观情意的畅发，不重在客观事实的记录”。此后，诸多学者对于夸张的本质进行过研讨，其论述可被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认为，夸张指对描写对象某些特征的放大，例如“说话上张皇夸大过于客观的事实处，名叫夸张辞”(陈望道 1997);第二类研究则认为，夸张不仅包括对事物特征的放大，还包括对事物特征的缩小，例如“夸张，就是故意言过其实，或夸大事实，或缩小事实，目的是让对方对于说写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王希杰 2004:299),又如，夸张“所铺饰的是事物的数量特征， 或扩大或缩小”(廖巧云 2008)。

综上两类定义，本文认为夸张修辞最明显的特点是言过其实，通过运用夸张体来扩大或缩小描写对象的某种性状或特征，以便突出其性状或特征，从而传达特殊的修辞效果。例如：

(1) “这位凤姑娘年纪虽小， 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 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 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他不过。”(曹雪芹《红楼梦》)(扩大)

(2) 风刮得那么大，我们简直寸步难行。(缩小)

(3)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毛泽东《七律·长征》)(缩小)

(4) I was scared to death.(吓死我了。)(扩大)

在例(1)中，周瑞家的在对初进荣国府的刘姥姥介绍王熙凤时，使用了“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他不过”来形容王熙凤口齿伶俐，夸大了实际情况，即并非真正是十个男人也无法与王熙凤对辩，旨在突出王熙凤的能言善辩；在例(2)中，通过将大风天气中难以走路这一情况缩小至“一步路也走不了”,以夸张的方式突出了恶劣天气对出行造成的巨大困难；在例(3)中，毛泽东把绵延不绝的五岭比作微小的波浪，把雄伟巍峨的乌蒙山比作泥丸，通过将极大事物缩小至极小事物的夸张手法，突出了红军远征途中不畏艰难险阻的革命精神；在例(4)中，说话人采用了be scared to death这一短语，通过夸大受惊吓后的结果，旨在说明其受惊吓的程度之深，传达出抱怨、埋怨之意。由此可见，夸张修辞通过将两个具有“扩大”或“缩小”关系的概念并置，建构起夸张体和实际描述对象之间的对等关系，从而传递出强烈的话语效果。

夸张修辞是日常话语表达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语言现象，且因其“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的语言效果，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往对于夸张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描述性研究，即对夸张修辞所表达的态度意义(布占廷 2010)、所具备的语用功能(宋长来 2006;庞加光、许小艳 2011)等进行了细致描述；另一类研究为认知机制研究，从相邻关系(廖巧云 2008)、构式理论(高群 2012)、心智哲学(刘倩 2013;邱晋、廖巧云 2014)、高层转喻(范振强、郭雅欣 2019)等视角对夸张的生成和识解的内部机制进行了探讨。

总体而言，上述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夸张的运作机理作出了解释，为理解夸张修辞的机制提供了思路。然而，针对夸张修辞的识解机制，现有研究主要从语言学视角对其进行了探讨，少有研究从“视域转换”(徐盛桓 2020a)的角度对夸张背后的识解机制进行探索，仅见徐盛桓、黄缅(2022)从非线性发展理论的整体角度对夸张表征进行了统概性研究，但其尚未建构分析夸张识解机制的具体框架。因此，考虑到修辞学的研究方法不应交付于一个恒定模式(谭学纯 2010)以及交叉学科为语言研究提供的丰厚土壤(陈平 2020),本文旨在从跨学科视角出发，借鉴数理学科中的“对偶性理论”(徐盛桓 2021a, 2021b)和“分形理论”(Mandebrot 1977, 1982; Vicsek 1992; 徐盛桓 2019, 2020a, 2020b),进一步对夸张的识解机制进行探讨，以期为夸张研究提供新视角。

二、 数理学科关照下的语言研究

近年来，一批语言学家开始关注并利用视域转换的方式在语言学研究中开展交叉学科研究，即从其他学科中借用理论和概念，并将移用的理论和概念辐射到语言研究上来，发展为语言研究的理论方法(徐盛桓 2021a; 徐盛桓、华鸿雁 2021)。其中，徐盛桓(2021a)较为系统地说明了语言研究如何能够从数理科学中借用理论来解释语言现象，主要包括分形理论、对偶性理论、因果蕴含理论、退火算法理论、非线性科学和量子力学意识。本文主要关注其中的分形理论和对偶性理论。

2.1 分形论指导下的语言研究

分形理论始于数学家Mandelbrot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创立的分形几何学(fractal geometry)(Mandelbrot 1977, 1982)。“分形” (fractal)是相对于“整体”而存在的，当一个部分在某个方面以某种形式同整体相似，该部分就成为分形(Falconer 2003: xxii; 徐盛桓 2020b)。具有分形特征的事物是不规则的、分数的、支离破碎的(廖巧云、高梦婷 2020),但这些带有随机性和复杂性现象的背后总存在某种规律，因而分形理论可被用来研究不规则几何形态的内在规律性，用以挖掘无序事物背后的有序结构。因此，在分形理论看来，整体和部分之间具有内在的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Falconer 2003;徐盛桓 2020b),即“分形”能以多种多样的形式来相似于整体，包括形态、功能、信息分布、性状展现、时间延伸、空间占据等方面的相似性(徐盛桓 2020b)。例如，若从一棵树上锯下一段树丫，可以发现这段树丫在外形上和整棵树相似，类似的分形现象还有海岸线的走势曲线、云朵的外在形状、山峦的高低走势等等。

虽然分形理论肇始于数学界，但由于不规则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领域(徐盛桓 2020a),因此分形理论的运用很快便跨越了数学领域，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语言学界，已有学者利用分形理论对一些语言现象进行了研究和解释，主要涉及对语义修辞和系统功能语法的研究。在语义修辞的研究中，徐盛桓(2019, 2020a, 2020b)创新性地利用分形理论对隐喻认知现象进行了解读，提出了 “概念(整体)—表象(分形)”关系，即“隐喻分形说”,探究了本体和喻体之间关系的建构，为研究语义修辞现象提供了重要参考；廖巧云、高梦婷(2020)则基于“隐喻分形说”和“意识双重结构模型”建构了歇后语生成机制分析框架。此外，还有一批学者采用分形论视角，对系统功能语法的核心概念(赵文超 2016;刘向东、王博 2021)做出了跨学科解读，指出分形是语言系统内的功能变异机制。这些研究在分形理论的视角下对不同类型的语言机制进行了探讨，均说明了分形理论用于语言研究是大有作为的(徐盛桓 2021a)。

2.2 对偶论指导下的语言研究

“对偶性”(duality)这一概念在数学和物理学中大量存在，其基本内涵是指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理论形式或描述，却能够导致相同的经验上的可测量(高策、乔笑斐 2018:46)。例如，经典力学发现光既具有波的运动方式，又具有粒子的运动方式，前者是连续的，而后者是分离的，因此两者看似并无统一的可能性。然而，在量子力学中，物理学家们将这两种看似相互冲突的现象对等起来，认为光的运动具有波粒二象性，即虽然波和粒子的运动方式在表面上看无法互洽，但两者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能够一同解释光的运动，从而揭示波和粒子之间的对偶性。因此，对偶性是不同维度的现象之间和不同本体之间所建立起的一种同一的、等价的、异质同构的转换关系，将表面看似完全不同的事物用一种对等或等价的关系紧密地相连起来，揭示出看似不同的表象背后存在的更深层次的一致性和同一性(徐盛桓 2021a, 2021b)。

基于上述对偶性理论的基本主旨，已有学者利用对偶性对不同的语言现象进行了研究。其中，徐盛桓(2021b)提出了“转喻的对偶推导模型”,论述了转喻的表达和理解过程中涉及的喻体与目标本体之间的对偶关系。此外，徐盛桓、华鸿雁(2021)进一步论述了对偶性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价值，包括会话含义中“所言”与“含义”之间的对偶性、歇后语中前言和后语的对偶性、谐音表达中两个共通谐音词之间的对偶性等。此类研究均说明，在大量语言现象中，存在对应的A和B两部分，两者在表面上虽“异质”,但在深层结构中“同构”,存在对等和互补的关系，且两者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作等价转换(徐盛桓、华鸿雁 2021)。因此，对偶性所持的“自然成对”的分析方法，能为语言研究所借鉴，在语言研究中存在可行性和实用性。

综上所述，“分形论”和“对偶性”不仅是数学和物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还能够为语言研究提供新的有效的方法论基础，能够被融合发展为可用于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概念。因此，本文认为“分形论”和“对偶性”也能够为解释夸张这一修辞现象的识解机制带来新的启示，为本文提供理论指导。

三、 夸张修辞的识解模型：基于分形的对偶推导模型

3.1 理论基础

3.1.1 转喻的对偶性推导模型

“转喻的对偶性推导模型”是解释转喻表达和理解的机制(徐盛桓 2021b),其图示如下：

其中，在转喻的理解上，该模型认为其关键在于将喻体对偶性地推导为一个同一且等价的目标本体，这一过程包括三个相互连接的步骤：首先，接受主体作为“认知搜索引擎”,基于输入的转喻表达进行认知搜索(徐盛桓 2021b),发现同转喻表达相关的信息，并根据其所了解的表达者目的和与语境相关的百科知识，对转喻表达中的喻体和本体进行定位；其次，接受主体将喻体作为信息的生成元，通过信息交流、筛选、重组，对偶性地生成一个复杂本体，即目标本体(徐盛桓 2021b),此时，从喻体生成的本体同喻体之间存在异质同构性；最后，接受主体通过喻体与本体之间存在的“部分-整体”自相似性来验证喻体和本体之间的对偶性，即作为对偶体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本体和喻体，存在部分与整体的补足关系。由此，接受主体通过喻体和本体之间的对偶性，来推导出转喻中的目标本体，从而达成对其的理解。

3.1.2 隐喻分形说

“隐喻分形说”采用分形视角来研究隐喻现象，并据此提出“概念-表象”关系来解释隐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概念即为一个整体，其各种内涵和外延的内容即是这个概念的众多部分，为其分形(徐盛桓 2020a)。两者关系可图示如下：

如图2所示，概念所代表的整体是“一次性并排嵌套的结构”,即概念的不同表象并排地嵌套在整体概念的大结构里，与整体以各种方式相似(徐盛桓 2020a)。以此为基础，“隐喻分形说”认为本体和喻体的关系体现为概念和表象的关系。也就是说，隐喻中显性或隐性的本体是整体概念，而一个喻体则是这个事物概念的若干表象之一，即本体是一个能产生“分形”的整体，喻体是从“本体”中分形出来的部分(徐盛桓 2020b)。在本体和喻体关系的建构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是隐喻存在的先决条件，这一相似性源于整体和部分之间的“自相似性”。具体来说，喻体将自己的表象信息转换到本体上，使得表达主体感受到本体所体现的喻体的某些信息(徐盛桓 2019),从而达成对隐喻的解读。

整体而言，“转喻的对偶性推导模型”说明了喻体和本体的关系，即两者存在“对偶性”的异质同构关系；同时，“隐喻分形说”所持的“整体-部分”自相似性特征，又能够为说明喻体如何对偶性地转化为本体提供具体路径。因此，两大理论间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实际上，徐盛桓(2021b)及徐盛桓、华鸿雁(2021)对此已有提及：在转喻中，喻体是本体的一个分形，同其本体互为相似；两者构成一组对偶体，且作为对偶体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本体和喻体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不过，上述研究并未对“对偶性理论”与“分形论”在语义修辞分析中的相互作用和内部关系作出详细阐述，因而本文拟进一步考察上述跨学科理论在语义修辞研究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转喻的对偶性推导模型”和“隐喻分形说”分别以“对偶性理论”和“分形论”为指导，为分析转喻和隐喻的识解过程提供了思路，也为研究夸张、委婉语、谐音等其他语义修辞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实际上，喻体与本体的对应关系并不单一地存在于隐喻和转喻表达中，在夸张修辞中，也存在喻体和本体之间的转换，前者具体指“夸张体”,即实际表达中的夸张性话语，后者指“目标本体”,即夸张性话语所描述的本体事物/事件，因此本文尝试基于分形论和对偶性理论，提出夸张修辞识解的分析框架。

3.2 模型的提出

从上述讨论可得，“转喻的对偶性推导模型”以及“隐喻分形说”对研究修辞话语中喻体和本体之间关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但将对偶性和自相似性分形进行结合并加以运用的研究并不多见。鉴于此，针对现有框架在解释夸张修辞识解机制中存在的优劣，本文运用“分形论”对“对偶性推导模型”进行修补，并提出夸张修辞识解的分析模型，即“基于分形的对偶推导模型”。该模型可以图示如下：

3.3 模型的描述

在该模型中，夸张表达的识解是在特定语境中，听话人在意向性的制约下，通过构建“夸张体”和“目标本体”之间的对偶性来达成的。具体来说，首先，听话人作为认知主体，基于其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和认知，对输入的夸张表达进行认知搜索，并基于此定位夸张表达中的“夸张体”和“目标本体”;其次，“夸张体”作为生成元，基于其与“目标本体”所共处的同一连续体，通过自相似性分形转换而推导出“复杂整体”(即“目标本体”),并据此建构“夸张体”和“目标本体”之间的对偶性关系；最后，听话人基于上述对偶性关系，能够获得夸张表达中相对完备的夸张义，并进一步推导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其中，该识解过程是一个溯因推理过程；通过自相似性分形来建构“夸张体”和“目标本体”之间的对偶性关系是夸张修辞识解的关键。下面对该模型的运作机制进行阐述。

四、 夸张修辞的识解过程阐释

本节将对夸张修辞识解过程中的重点环节，包括意向性的指导作用、以体认为基础的认知搜索、基于分形的对偶推导机制、交际意图的溯因推理过程等进行阐释说明。

4.1 意向性指导下的夸张识解过程

在夸张的识解过程中，虽然其认知主体是听话人，但由于意向性是人的心智能力的重要表征(Jacob 1997),修辞表达的意识活动发端且贯穿于这一活动的始终(廖巧云 2018:6),因此说话人的意向性实际上制约着夸张识解的全过程。意向性由意向内容和意向态度两方面构成(徐盛桓 2007),其中，意向内容是说话人实际想要表达的意思，表现为夸张表达中的本体，而意向态度就是说话人在使用夸张表达时具有的心理状态(邱晋、廖巧云 2014:76),包括赞美、感叹、憎恨等情感和态度。因此，听话人对夸张修辞的理解，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制于说话人的意向性，即听话人需要根据夸张表达，来推导出说话人的意向内容和意向态度，并最终寻找出其交际意图。

4.2 以体认为基础的认知搜索

在理解夸张表达的过程中，听话人作为“认知搜索引擎”,首先对语境中输入的夸张表达进行认知搜索，即在自己头脑里虚拟的信息网络中搜索与夸张表达相关的百科知识，从而同意向性的需要进行匹配(徐盛桓 2021b: 11)。例如，在上文例(3)中，当听话人读到“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时，就会在头脑中搜索与该诗句相关的背景知识，如搜索与“五岭”和“乌蒙”等相关的信息，进而得知该诗句是在红军长征的背景下所作，且“五岭”和“乌蒙”是山体，而“细浪”和“泥丸”则是诗人用来描述“五岭”和“乌蒙”的词汇。

然而，根据体验哲学所强调的“心智的体验性”,由于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且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Lakoff 1987; Lakoff & Johnson 1980, 1999),因此上述认知搜索并非是随意、偶然的，而是需以听话人对世界的体验和认知为基础。若听话人在过去未曾有过与某一夸张表达所传递信息相关的现实体认经验，则其对夸张表达的认知搜索可能受阻。例如，若听话人从不知晓“红军长征”这一史实，对“五岭”和“乌蒙”等地理知识也不甚了解，则其将无法在头脑中搜索到相关的百科知识，因此对该诗句的识解将会中断，须依靠额外的认知努力才能够恢复识解过程。同时，由于听话人对现实的体验和认知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清晰的过程(廖巧云、翁馨 2020:49),因此听话人在搜索夸张表达的过程中存在多次搜索的可能性，即需要通过多次、反复的搜索，或寻求外界帮助，才能获取与夸张表达相匹配的必要信息。

因此，听话人对夸张表达的认知搜索过程受制于其个人的体认基础，如果脱离了其对现实的体验认知，夸张表达的搜索将失去根基，识解将无法达成。

4.3 基于分形的对偶推导机制

基于上述对夸张表达的认知搜索，听话人将定位夸张表达中的“夸张体”和“目标本体”,并采用分形手段建构“夸张体”和“目标本体”之间的对偶关系。其具体步骤阐释如下：

4.3.1 认知定位

在特定语境下，听话人会根据认知搜索的结果来定位夸张表达中对应于“夸张体”和“目标本体”的语言单位，前者指夸张表达中用于夸大或缩小实际表达对象的语言单位，具有想象性和虚构性，后者指实际的表达对象，具有现实性和确定性。以例(3)为例，听话人对“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进行认知搜索后，将确认“五岭”和“乌蒙”是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事体，即“目标本体”;然而，“细浪”和“泥丸”虽然也可在现实世界中存在，但在该语境下具有临时性，是诗人头脑中假想的实体，即“夸张体”。

4.3.2 以分形为手段的对偶关系建构

在定位“夸张体”和“目标本体”后，听话人会将“夸张体”视为生成元来生成复杂整体，即听话人将生成元所包含个体所具有的性质、特征或关系进行筛选、交换、结合，并使其发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整体，从而达成信息的对偶性生长(徐盛桓 2021b: 12)。这种信息的对偶性生长，是听话人通过“夸张体”和“目标本体”之间的自相似性分形而达成的。

首先，在某些性状和特征上，“夸张体”和“目标本体”存在于某些相同的连续体之上。例(3)基于夸张体“泥丸”,听话人能表征出其基本意义为“体积小、易掌控”,而目标本体“乌蒙”则包含“体积大、位于西南、连绵不绝、山势复杂、难以翻越、存在危险”等相关意义。就表面而言，在“体积大小”和“掌控难易度”方面，虽然“泥丸”与“乌蒙”具有不同的内涵属性，但两者的上述属性实际存在于相同的连续体内，即“体积大小”连续体和“掌控难易度”连续体，只不过两者在连续体上的取值大小不同。

其次，通过上述共有的连续体，夸张体能够进行自相似性分形，以此来推导出目标本体的特征。具体而言，夸张体将其具备的某些表象信息(如：形状、属性、功能等)逐级“转换”(transformation)(徐盛桓 2019:1)到目标本体上，从而使目标本体拥有夸张体的某些特征属性。例如，在“体积大小”连续体上，夸张体泥丸”可以通过“体积非常小→体积小 →体积中等→体积大→体积非常大”这一连续体，将其在体积特征上的信息即“体积非常小”,向连续体的右侧逐步转换至目标本体“乌蒙”的体积特征上，从而使“乌蒙”在体积特征这一属性上与“泥丸”存在相似性。由此，夸张体和目标本体之间在某些特征维度上便存在自相似性，前者是后者在这些维度上的分形，后者为前者的整体，且前者能够基于两者共享的连续体，通过自相似性分形逐步推导出后者。

最后，基于前文自相似性分形的结果，夸张体和目标本体之间能够建立对偶关系，即通过在连续体上的自相似性分形过程，目标本体获取了夸张体所具备的表象信息，两者之间存在对等性。基于此种对等性，夸张体便与包含更多信息的目标本体之间建构了对偶性关系，表现为两者在某些维度上存在异质同构的关系。

4.3.3 夸张义的形成

基于前文所述的对偶关系，听话人在夸张体和目标本体之间建立了更深层次的对立统一关系，并能够进一步将夸张体的某些特征等价于目标本体在同一维度上的特征，从而推导出基于对偶性关系的“夸张义”,即说话人希望听话人从夸张话语中获取的真实意义。以例(3)为例，听话人在红军远征的语境下，能够基于“泥丸”与“乌蒙”这一对对偶体在“体积大小”和“掌控难易度”上的等价关系，推导出其夸张义，即“红军视乌蒙山的体积与泥丸一样小，视翻越乌蒙山与掌控泥丸一样容易”。

4.4 交际意图的溯因推理过程

基于上述夸张义，听话人将通过溯因推理来反溯夸张表达的成因，以此来推导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溯因推理是从观察到的语言表达来反溯成因，以寻求最佳解释的推理，且语义修辞中的溯因推理突破了人们的一般认知，能够发现异常认知关系中事物具备的特征和状态(Josephson & Josephson 1994;廖巧云 2018)。在夸张修辞的识解中，听话人在两种表面完全不同的事物之间建构的对偶性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异于常规的对等关系。例如，将“乌蒙”视为和“泥丸”具有同质性，便突破了人的一般认知规律。听话人便基于此种夸张义，在特定的语境下，以一种“不合逻辑”的推理方式，从观察到的夸张表达去反推说话人在产生夸张表达时的心理状态，以获得说话人实际的交际意图。

五、 夸张修辞识解的案例分析

为初步验证该框架的可操作性，我们基于上文提出的夸张修辞识解的“基于分形的对偶推导模型”,进行夸张修辞识解的范例分析。如：

(5)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

例(5)是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所作诗句。该诗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艺术性地再现了蜀道崎岖、惊险、不可凌越的雄伟气势。在该句中，李白将“攀登蜀道”与“上青天”并置，采用了扩大夸张的方式突出了蜀道难以攀登的特点。该句的识解过程可解释如下：

第一，听话人对该诗句进行认知搜索，以获得相关背景信息。在读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时，听话人将会在头脑中搜索“蜀道”和“上青天”这两个关键语言单位，进而确认“蜀道”是古代由长安通往蜀地的道路，该路山高谷深，难以通行，而“上青天”则表示通向天空，该事在古代难以实现。

第二，听话人基于其认知搜索的结果进行认知定位。听话人基于其世界知识和百科知识，将确认“蜀道”是真实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地理标志，因此“攀登蜀道”是具有现实物质基础的事件，是诗句真实想要表达的对象，对应于“目标本体”。然而，“青天”是古诗中常用来指向天空的特定意向词，代表古人对浩瀚天空的向往和憧憬，但由于古代并无相应的科学技术，因此“上青天”对诗人而言并不具备可实现性，仅是想象的结果，对应于“夸张体”。

第三，听话人基于上述认知定位，通过夸张体“上青天”与目标本体“蜀道”之间的自相似性分形，来建构两者之间的对偶性关系，并推导出夸张义。首先，“上青天”包含的基本特征为“不可能实现”;对于“攀登蜀道”而言，这一复杂整体中包括难以实现性、危险性、沿途风光、登顶决心等内容。因此，在“事件可实现性”这一维度，两者处于同一连续体上，即“蜀道”在现实中是可被攀登的，而“上青天”在古代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件。其次，在“事件可实现性”这一连续体上，即在“完全不可实现→不可实现→实现难度中等→可实现 →非常容易实现”中，听话人将夸张体“上青天”所具有的“事件可实现性”特征，即“完全不可实现”,向该连续体的右侧进行逐级转换，最终将其投射至目标本体“攀登蜀道”上，使“攀登蜀道”这一事件具有与“上青天”类似的不可实现性。由此，生成元“上青天”便与“攀登蜀道”这一复杂整体之间在“事件可实现性”上具有自相似性，前者作为后者在“可实现性”维度的表象之一，依靠两者共享的连续体进行分形转换，逐步与后者建立“部分-整体”的自相似关系。再次，依靠“上青天”与“攀登蜀道”之间的自相似性，听话人将建构两者之间的对偶关系，表现为“上青天”与“攀登蜀道”对于古人而言的可实现性是类似的。最后，依据上述对偶性关系，听话人将“上青天”这一事件在“可实现性”上的特征等价于“攀登蜀道”,进而推导出夸张义，即“攀登蜀道的难度和上青天一样，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四，听话人在特定语境中，基于上述夸张义，反溯诗人李白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中表达的真实交际意图。听话人一旦确定了该诗句的夸张义，便能发现李白将表面不相关、不匹配的“上青天”与“攀登蜀道”并列，是为了描绘入蜀道路的极度艰难，由此突显“攀登蜀道”的不可实现性，体现出诗人对惊险奇绝的古蜀大地的强烈感叹；同时，结合诗句创作的背景，也可进一步识别出诗人借蜀道之难寓功业难成的意向性。

由此，听话人对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识解便能够达成。

六、 结 语

本文采用跨学科视角，将“分形论”和“对偶性理论”结合，提出了分析夸张识解机制的“基于分形的对偶推导模型”,并进一步通过案例分析了夸张的识解过程，初步论证了该模型的可操作性。在该框架下，听话人基于其自身的体认经验，对夸张表达进行认知搜索和认知定位，并基于定位结果，将“夸张体”作为生成元，基于“夸张体”和“目标本体”在某些特征上所共享的连续体，来进行“部分—整体”的自相似性分形转换，并据此建构起两者之间的对偶性关系，进而基于对偶性关系生成夸张义并反溯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最终完成夸张修辞的识解。其中，对于夸张表达的识解，其关键在于通过分形手段建构起的“夸张体”和“目标本体”之间的对偶性关系。

本文建构的夸张修辞识解框架，为夸张表达的分析提供了跨学科的新视角，能够为语义修辞识解机制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同时也进一步论证了语言学研究移植和借用其他学科理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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